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与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第五代”导演的集体努力下积极寻求突破，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使得中国电影逐渐为世界所熟知。如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这些影片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从象征着喜庆氛围的大红灯笼，到极具中国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曲艺，从婚丧嫁娶仪式，到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揭露，都有意或无意间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特色，在展现电影民族性特征的同时，搭建起西方世界认识东方文化的桥梁。

中国电影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使得中国电影逐步走向世界，也为中国电影获得海外资本和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种国际上的认同，并不是建构在一种民族话语机制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西方的评价体系基础上，这种现状也使得我们自己的电影制作趋于被动。

近三十年来，西方世界的电影“认同”标准，影响着中国电影的生产和评价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改写。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在借由西方世界这一镜像实现自身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出现了创作观念的扭曲，以及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迎合。(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以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探索成果。这些电影用艺术化的表现手段和寓言式的叙事方式展现人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质，也使得电影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部分影片对于民族文化精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和曲解。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电影创作的同时，缺乏的可能首先不是技术、手段和能力，而是在摒除了文化焦虑和功利主义的独立思考下对于传统的尊重和对人性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