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跨文化“对话”的推手，卜先生对中国存在的有些问题善意地提出忠告（比如传统的断裂、虚无民族主义危险、道德滑坡与信仰真空、腐败问题、环保问题、贫富差距、人口发展及关系文化的负面作用等），有些忠告是建设性的（作为“他者”的欧洲人能“看到我们所不见”），有些我们已经有所认识但尚未深刻，因此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但辩证地看，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坐而论道”，无论身处“此岸”或“彼岸”（第一章），无论自身想多么“超脱”，都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卜先生所说的“区域主义局限”。这或许与学者自身的母语文化背景、跨文化经历及学术研究动因有关。正如东方知识分子难以完全走出“东方中心主义”窠臼一样，西方学者与精英也容易流入“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何况现代“文明病”既滥觞于西方，也蔓延至社会巨变的中国，且不排除解构“他者”是以重构“自我”为目标，因而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也同样会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视阈”的影响，甚至因其对中国的过度好感而导致产生另一种跨文化“误读”。但毋庸置疑的是，卜先生呼吁“告别西方文化的独白”，其出发点无疑是善意且具建设性的，对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理性发掘与“换位思考”，也同样值得年轻学者学习与传承。
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其实“翻译本身并不可为”，因为翻译是一个层叠与丢失信息的过程，何况要经历从语言到文字、从德文到中文，部分篇章从古文到今文的多重译介过程，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翻译包括两个层面：跨越时间的翻译与跨越空间的翻译”[6]；译者唯有尽量接近原著、客观呈现，但仍难免有时会步入庄子所说“得意忘言”的尴尬。译文中保留有西方学者原名并截取了部分重要的德文或英文语汇；为与篇章整体行文风格保持一致，译者对德文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使用了通俗译法，同时附注了原始典籍来源[7]（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回到原典”），以便古文爱好者对照阅读。古文今译与校注也同样是一项细致繁琐却极为重要的工作。
（本文为《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一书的译者序言，略有删节。原文载于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10年卷。）
（张伟，传播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注释】
[1]昌切：《文化间际对话》。转引自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8页。(www.xing528.com)
[2]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21日。
[3]《明镜周刊》，2007年8月26日，《德国之声》，2007年11月21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960277，00.html（2010年2月8日）.
[4]舒泰峰等：《孔子归圣之路》，《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期。
[5]卜松山：《译不可译之文》，《世界哲学》2003年第2期。
[6]卜松山：《译不可译之文》，《世界哲学》2003年第2期。
[7]古代典籍译注参考了下列专著：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粟劲主编：《白话四书五经》，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王世舜主编：《庄子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汪榕培、任秀桦、秦旭卿、孙雍长：《庄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孔子：《论语》，Arthur Waley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