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报刊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宗教报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是其最为重要的一部论著。该书1940年由中国宗教委员会（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罗文达自1936年以来所发表的研究在中国出版的各种宗教报刊的论文，其中部分研究为他所指导的毕业生所完成。

中文书名《中国的宗教期刊》则由罗文达的好友、时任燕京大学教务长的著名汉学家洪业题。在前言中，罗文达介绍说这本专著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将分散的文献和宗教机构的信息收集起来，出版该书的目的是对中国的宗教宣传的渠道、定期报刊进行系统分析。这个分析结果尽管依赖于有限的资料，但覆盖的地域及其广泛，涵盖了中国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核心宗教信念，宗教宣传媒介等关键内容。

这本文集对宗教传播的重要渠道进行了分析，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和公共事务的作用，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对于现代宗教工作者、社会学家、新闻工作者、宣传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大有助益。

在这本著作中，罗文达和他的学生以及助手调查了在中国出版的世界主要宗教——西方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的报刊出版，中国的三大传统宗教的报刊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另外就是少数教派如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出版情况，包括各宗教报刊的整体发展历史、创刊年代、分布地域、发行数量、刊期、语种等。数据十分翔实，包括7幅地图与16张图表。

该书的第三章《中国的新教报刊》是罗文达指导的学生古廷昌撰写，原为其1936年的学士论文所准备的，是作为其他宗教类报刊研究专题的补充研究。古廷昌在前言中说，这项研究是在罗文达博士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的，罗文达博士在后期对作者进行敦促和鼓励。^[11]作者说这项工作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1935年12月开始在近郊机构中进行，并于几个月后继续进行并完成。而《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的报刊》一部分是与其学生梁允彝和图书馆助理馆员陈鸿舜一起合作完成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罗文达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已经尝试性地将西方传播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运用到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现状的调查之中，这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新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丰富。

罗文达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寻找相关出版物，而他自己在上海和天津停留时就已经留意和收集相关数据，并且和各方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且他突出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使得他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这本书的结构是典型的西方思维和研究模式：首先使用丰富的各种语文的参考文献，介绍某种宗教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传播概括，然后是分时期、阶段的统计调查，详细的图表和数据，从各个角度解析宗教报刊的发展轨迹。如在《中国的天主教报刊》中，以1917年和1939年作为两个时间的分水岭，从出版年代、刊期、语种、出版地诸方面，比较从1872年至1939年间，中国的天主教报刊的数量、发行量、特点、版面和订阅率、地域分布等，并对中国的主要省份和境外的天主教报刊的情况有详细的调查数据，以及报刊的主要出版者——天主教的各教派机构及其出版情况的调查统计。最后，通过调查所获得的具体的数据，得出他的研究结论。

罗文达认为他对中国宗教报刊的调查是一项详细的研究，一项在现有条件下令人满意的全面的分析。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三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www.xing528.com)

对于资助报刊出版的宗教机构而言，这些报刊的意义何在？

对于其目标读者而言，这些报刊的意义何在？

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些报刊的意义何在，即它为这个国家提供着什么样的服务？^[12]

他认为，对于宗教机构而言，数百种以各种语言出版的刊物是一个更加有效的传播渠道，无论是为了与其所在国的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为其在欧美的教会做宣传，或者为了向基金会募捐，等等。而一些高水准的科学出版物，主要是为了向西方传播更为详尽准确的中国知识。

关于宗教报刊对于读者的意义，通过对宗教刊物在全国各省份和主要城市的分布情况和发行量的调查，罗文达发现，尽管在中国各地传播的宗教期刊被视为一种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不应忽视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发现范围小、读者面窄、刊期长，与读者的联系松散，因此很难对读者起到强有力的作用。

关于宗教刊物对于中国的意义，罗文达认为，尽管中文的宗教报刊分布区域极其广泛，却只传播到很小的一部分民众中。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普遍的现实情形中的几个因素，其中首位的就是文盲率，第二是传播（通讯）的落后，第三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而言大众的购买能力低。而中文的宗教报刊的历史贡献是它们向中国介绍了现代报刊以及西方的印刷技术，有利于识字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罗文达发现中国宗教报刊的内容和管理的缺陷：许多宗教报刊的内容主要以抽象的神学问题为主，艰涩难懂，远离日常生活以及读者的需求；第二是宗教报刊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罗文达认为，每个宗教的中心机构应该重视其内容的宣传，可增加一些非宗教性的新闻和有用的信息来吸引教内外人士，因为中国的民众需要这些信息，便于读者对急速变化的形势进行判断，并开阔其思想，且也能刺激民众中的文盲群体。

当然，罗文达也看到，中国的报刊不会全盘走西方的路线，毕竟教育、传播和经济等现实与西方不同。首先，中国的报刊不会像欧美那样利用广告，中国的报刊在这方面的收入相对而言是不令人满意的。再加上中国有限的通讯设备，这一切都极易导致政府对报刊各种方式的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