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达与其燕京大学新闻系同事聂士芬合撰的论文《中国新闻事业的责任要素》（Responsible Factors in Chinese Journalism），发表于1937年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第20卷（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该文翻译后以《中国报业前进的阻力》的标题刊登在《报人世界》第6期。译者在文前加有如下说明：“此文作者聂士芬（Vernon Nash）、罗文达（Rudolf Loewenthal）两君，一为美人，一为德人，皆执教于燕大新闻学系，二氏研究中国新闻事业有年，此文对中国报业不进步的原因，观察极为透彻，爰为述译，以资参考。”这篇论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刊发展的举步维艰的现状及其原因。
聂士芬与罗文达研究认为，中国报业落后的原因有四：交通不便利，国内文盲太多，检查制度不统一，人民贫穷订阅不起报纸。而人民贫穷订不起报纸与报纸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固定订户太少，仅靠广告收入，报纸的经济独立则难以实现。
罗文达之所以研究中国新闻界社会责任意识的问题，应该和他所意识到的中西方新闻道德的差异，以及他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应承担的责任有关。林语堂认为，中国新闻与西方新闻的不同还在于新闻道德方面。中国的新闻道德水平非常低。“面子”因素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十分重要，新闻界也不例外。……审查的罪恶比实际上的增或删还要隐蔽。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的审查是偶发的，不一致的。审查官心中无数，毫无准则可依。……编辑们也没有准则可依。他们不知道什么可以获得官方的批准，什么不可以获得批准。因此，审查的间接影响大于它的直接影响。作者和编辑常常不敢批评政府。[8]
为此，聂士芬和罗文达探讨了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事业的责任问题。他们认为，为了使新闻事业的发展更适应中国当代的特点，有必要从整个领域来调查研究新闻。这一研究将有助于取代外国的文献材料和教材翻译，最终为新闻业和相关领域服务。但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必要的数据难以收集。虽然这样的事实在所有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但在中国尤为突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新闻事业在中国将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www.xing528.com)
罗文达的这些研究对于同时代的中国研究者如马星野、胡道静等产生了影响，开启了后来者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的进一步调查，并成为许多国人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现实的依据。马星野《中国报业前途之障碍》提到：“据德人罗文达博士的统计，中国每天出版的报纸，总数约一百五十万份到两百万份，依照全国人口总数四万五千万计算，每个中国人一年只得到两份报纸。在西方各国，每人每年有八十份报纸，是很普遍的现象。美国……平均每四人得报一份，返观吾国，据罗文达博士估计，约每八百人始得报一份……”[9]
胡道静在《普建地方报要求之再喊出》中也提到，燕京大学新闻系罗文达教授说：“中国的报纸，大多数销行于沿海的大都市中，约占三分之二的中国报纸，销行于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五城，其他之人口占全部百分之二；于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绝大多数，只受用三分之一的全国报纸销行额，而且那些报纸还不是全部销行于乡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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