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达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论文《1937年7月之前的中国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s in China Before July1937),发表于《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1938—1939年第42期(Chinese Social&Political Science Review,421938-1939)。该文以极其翔实的数据,具体分析了中国在1973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现状,包括书籍出版、定期出版物—一期刊与报纸、广播、电影、电讯事业的发展,分布状况、产值等,其研究的目的是要根据中国公共传播的现实情形来分析在1937年7月之前中国公共传播的质量与发展潜能。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当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最为全面和翔实的一篇论文,对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研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引入中国,这是第一次有研究者将传播观引入到中国新闻事业的调查研究中。
文章指出,公共传播主要是通过出版物、电影和电讯三个渠道来实现。由于这些事物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且覆盖的区域很小,因此其发展态势比起西方更容易跟踪。
罗文达对1928年至1936年的图书出版市场包括图书的种类、卷本数以及价值等进行统计,发现在所有出版物中,科学和技术类仅占9.4%,相反,通俗读物和社会科学出版物占65.5%。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建设之中,亟需大量的技术著作。上海、南京、北平等六大城市在图书传播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罗文达通过调查还统计到当时的中国已有4000~5000个图书馆,也是广大读者接触到图书的有效途径。
罗文达调查了全国22个主要省份从1934年至1936年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变化,认为杂志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书籍。拥有报纸数量最多的依然是江苏和河北,而占人口仅2%的五大城市上海、南京等拥有三分之二的报刊发行量。同样,罗文达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的新闻纸需要量进行了统计,发现上海、天津和广州的新闻纸进口量占全国的90%。
比较有趣的是,罗文达还研究了中国戏剧传播的情况。他发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对西方戏剧的翻译或者根据西方戏剧改编的戏剧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戏剧创作往往和大众教育运动相结合,致力于向农民进行文明和卫生传播。唯一利用戏剧进行宣传以从政治上影响民众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www.xing528.com)
中国的电影传播与报业的情况类似,电影院主要集中在九大城市。电影的生产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罗文达还调查了中国从西方进口电影音响设备、进口胶片、影片的情况,并以图表的形式详细统计了中国从1932年至1936年中外电影的放映情况,其中外国电影放映量要远远高于国产影片,美国电影对中国观众的影响甚大。
在电讯传播方面,罗文达认为,在中国公共传播中发展最快的应属电话和电报事业。他对1936年之前中国电话局、电话线的总长度和用户数,电缆和电报线路以及电报公司、主要海外电缆线路,无线电报、无线电话和无线广播等无线传播方面都进行详细的数据统计。他指出,电讯传播的出现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与国际接轨。但是电讯传播的地域差异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中心电讯的成功发展,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和郊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这些调查研究为我们全方位展现了当时中国公共传播事业发展的轨迹和现状,通过这些调查,罗文达得出结论:中国的电讯传播卓有成效,但报刊、电影和戏剧传播却是不充分的,这种状况归因于购买力的不足以及教育的不足。1937年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对这个民族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对其政府而言,与农村民众建立持久的联系并将其纳入到公共传播的体系中来,都将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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