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是一个时间概念，每一个身处时代之中的入都可能用当代来表示时间与处境。当代还含有反思的意味，对当代的审视已经意味着比较、关注、探寻、预期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当代意指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时间的旅程，某种转机或许已经或者应该在新的时段发生，否则当代的指称没有意义。对当代的关注意指我们预期或者希望某种变化会发生，这是伴随法治成为汉语思想的一部分而来的合理期待。在文化的层面上，当代也可能是一个伪时间，如果文化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的话。由于我们与当代距离过近，我们很难判断当代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但由于法治世界观的进入，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当代文化发生的可能变革。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表述，无论它能够提供多少对于今天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质料，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那就是皇权至上的官本位文化体系。传统的儒家伦理法归根结底是一套侍奉封建统治者权力的律令，其特色是“天下本位、家族伦理主义、民本主义、大一统的君主主义、中庸主义、理治主义”，[2]这种儒家伦理法“从公元前4世纪李悝的《法经》，经‘一准乎理’的《唐律疏议》，直到19世纪末的《大清律例》，一脉相承，宗旨不变，陈陈相因”，[3]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从晚清修律开始，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并没有成功，国民党时期的“六法”体系由于法律世界观的落伍守旧，法律仍然沦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法律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法律的作用时而受到重视，时而受到忽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法治哲学的匮乏，法律作为工具可用可弃，应付一时之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依法治国理论的探讨，法治的内涵逐步清晰，对法治的法理型阐释在大学法学教育、法学学术中有较多体现，然而，法治哲学的建立还任重道远。法治世界观的普及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法治的误读、错读和故意偏读严重限制了法治的生命力。法治的西方主义忽略了法治的社会品性，忽略了法治在不同文化土壤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进程。法治的政治性释义强调法治的意识形态规约，忽略法治的规律性、公理性。对法治的望文生义直接取消了法治的价值。在中国，对法治的政治性释义与望文生义暗中配合，法治世界观的普及缺少有力的推动者。
值得庆幸的是，法治已经成为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愿景。汉语思想能够克服法治的旧的意识形态羁绊，将法治作为公理性知识纳入思想体系，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包容力和直面真理的勇气。但法治毕竟不只是法律系统的运动，法律背后的控制权力、保障权利学说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精神。剔除法律背后的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教义，对法律作用的强调与对法律作用的否定一样，法律立刻回到传统儒家、法家论述的窠臼，丧失其解放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化对法治的吸纳对当代文化本身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第一，法治的思想和学说将改造权力本位的文化。法治从权力的来源、特性、运行规律各方面揭开了权力的神秘面纱，权力进入人们的理性审视中。国家理论、政府理论在法治的烛照下重新改写。对公权力顶礼膜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传统的魅力型统治、历史型统治让位于法理型统治。第二，法治的思想和学说将造就主体公民，臣民文化和依附性人格不再有市场。大量的法律“刁民”将促进政府的转型。与主体公民相适应的是权利本位文化的兴起。第三，最高权威让位给法和法律，将迎来精神秩序的变革。法和法律的权威源于民主与协商，平等、公平、正义进入全社会的价值系统。综合以上，理性精神将成为当代文化最主要的特色。由此，法治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以输血的方式为当代文化的转型注入活力。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物质繁荣，权力腐败愈演愈烈，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严重挑战。以法治的原理来进行制度设计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中国当代文化能否将法治纳入核心思想体系，并使其深入人心，将决定当代文化的基本走向。很显然，法治思想将为这种转向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
（夏雨，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制新闻传播。）(www.xing528.com)
【注释】
[1]喻中：《中国法治观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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