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转为包容：典学集中的控制和规范流动时期

中国当代的民工潮始于1989年。如果说1989年之前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是民工潮的一种萌动，那么，到了1989年，这种萌动则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浩浩荡荡的潮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1984年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政策的松动；其次是自1988年开始国家对经济的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发展迟滞，城市基建压缩；再次是一部分先前入城打工的农民赚钱返乡后所制造的示范效应。于是，1989年春节刚过，从四川、河南、湖北、陕西、安徽等省份出发的数百万农民工，爆发性地集聚迁徙，去西北、东北、广东谋生，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前所未有的爆满；许多农民工到达上述地区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也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混乱。

面对这种似乎突如其来的农民工潮水，国家并未做好准备，并试图加以控制。1989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各地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人民日报》对这次民工潮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报道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的前后，对民工潮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报道并进行了分析，如1989年2月20日第2版的《外省数万民工滞留广州》，1989年3月4日第2版的《民工潮涌到西北兰州站人满为患》，1989年3月14日第5版的《他们为什么涌进城？——北京站前与民工的对话》，1989年5月23日第6版的《民工浪潮的困扰》等。

难能可贵的是，《人民日报》对1989年民工潮的报道并未持一味批评的态度，而是从实际出发，在批评劝阻的同时，保留了一份冷静与理性，对如何客观合理辩证地评价农民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进行了探讨。

国家的严格控制，并未阻挡农民工在各大城市的流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建设驶入快车道，市场的用工需求进一步凸显，用工政策也随之灵活放开。再加上农民工群体通过任劳任怨地辛勤工作，为城市建设和服务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使得城市市民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也逐步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农民工流动的政策也由先前的严格控制变为规范管理。1992年年底，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1993年，粮票取消，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再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高价粮；1995年，公安部发布《暂住证申领办法》，明确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拟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满16周岁的人员，应当申领暂住证；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入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www.xing528.com)

在1992年之后的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对进城农民工的报道主题已从先前单一的劝阻批评转变为多方面的肯定包容，其报道题材已变得多种多样。梳理这时期农民工的报道主题和题材，主要有以下几种：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及春运报道；输出地与输入地农民工有序流动管理的经验介绍；专家和媒体就如何引导“民工潮”的建议；对农民工劳动红利的肯定和农民工人物的刻画；市民对农民工的评价和市民、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农民工用工信息与职业培训报道；农民工权益受损与权益维护报道；农民工心声反映；农民工不良行为和犯罪报道。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理性看待农民工问题的声音逐渐占了主流，从前期的质疑、排斥转变为理解、关切和包容。对农民工报道态度的转变，既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逐步提升，也反映了媒体和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逐步认同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