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长期户口，口粮自理。1984年，在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198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管理暂行规定》，取消了3个月暂住期限的上限规定。
在这个时期，城市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三产业得到发展，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而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农村却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农民收入下降。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又开始发挥作用，而先前横亘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几大中间因素开始松动，有些并消除。如农村已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劳动自主性，能够自由决定劳动内容和劳动时间；农民能够在城市居住，并能在自由市场上购粮，生活资料能有保障；农民能够在城市寻找到工作岗位，挣钱比农村快。于是，农民除了大部分人在家务农和在乡镇企业务工外，还有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开始进入城市。据统计，从1985年到1988年的四年之内，全国产生了5000万流动人口，其中2/3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农民工。[3]
但此时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们，还未从心理上做好接纳这些“外来者”的准备，加上农民工涌入城市后带来的人口拥挤、市容的脏乱差、犯罪案件增加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有了颇多怨言和质疑。面对城市日渐增多的农民工，城市管理部门采取了相关措施，首先是广州、海口等地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疏散农民工，同时各地开始发布有关“打工不易，请勿听信谣言”之类的消息，劝阻农民不要轻易外出打工。(www.xing528.com)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对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的行为经历了从认可到劝阻的态度变化。在1986年之前，《人民日报》对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进行了客观报道，但1986年下半年之后，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开始增多。在各地城市管理部门采取疏散农民工的相关措施之后，《人民日报》为配合政府的工作，报道了一些城市、用工企业所采取的劝阻、清退农民工的做法。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在总体的农民工报道中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除继续对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民工进行报道并持赞许的态度外，增加了对城市农民工的报道，以“农民工”“务工者”“务工人员”“盲流”等词汇为核心词的报道总量超过了以“民工”为核心词的报道总量。这就说明农民工报道在这个时期已偏重于入城打工的农民工报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