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袁世凯政府的博弈策略评述

史量才接办《申报》时，正值中国政局最混乱的年代：政党纷起，争权夺利，政局始终难以稳定，无法步入正轨。在这种情势下，《申报》难以分辨是非，只求营业发展，在言论方面一时处于朝秦暮楚、无所适从的境地。对时局问题采取早期《申报》不评论或少评论的方针，即使遇到重大问题时，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后，8月18日《申报》在时评《消除祸乱之真义》中提出，为什么中国纷争不停？是因为“政府仍以严厉之手段防党人，而党人仍以破坏手段对政府”，“则中国从此多事也”。这显然是对袁世凯政府和革命党“各打五十大板”。它呼吁“此后政府专心从事根本之建设，开诚布公以待南方之人民”，而“党人应本其正大光明之宗旨”，“养成有价值之政党，而不可预存有意乘机挑剔之事，与政府为难，以逞其报复之私心”。

由于残酷事实的警示，《申报》进一步从现实中清醒过来，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复辟帝制的面目认识日益清楚，也投入批判袁氏阴谋活动的斗争中来。但是，由于史量才时期的《申报》已是国人民营商业性报纸，尽管有比较“安全”的租界环境作为屏障，但这毕竟不是安身立命的万全之计，加之《申报》背后没有任何政党政治势力可作为靠山，因此，《申报》在反袁斗争中必然要讲究策略，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留下后路。史量才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良心，让《申报》积极投入（有时起带头作用）反袁斗争，但为了表明民营报刊客观、公正立场，同时也为了让报纸“安全”发展，因而在反袁斗争的激进程度和斗争方式上，与国民党报纸及其他政党报纸都有所不同，其反袁斗争的基本策略是：

（1）时评言论较含蓄，采用春秋笔法。报纸社论是代表编辑部立场观点的权威性言论，是报纸的旗帜，就当前重要事件和迫切问题发表意见，表明态度，负有影响并引导舆论的作用。这时期的《申报》没有设社论栏，只在每日报纸的第一张要闻版的首位，设有“时评”栏目，实际上它担负着社论的使命。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申报》的时评一般文字较长，说理充分。从“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政府对新闻文化界的高压政策日益严重，《申报》时评的文字也渐渐缩短，多者几百字，少者一两百字，其笔法含而不露。在批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如1914年5月30日，《申报》时评《根本错误》中指出：“所以革命者，为欲改革前清末季政治之不良也，不幸革命以后措施未能得当”，不仅未能“去旧谋新”，反而“恢复其固有之原状为最终之目的，是政府之大误也”。^[16]在批判筹安会的反动行径时，《申报》时评仅以“今之反对筹安会者多以国危民乱之词为恳切之忠告”。1915年7月，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闹剧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申报》连续发表了《暗潮》《宪法起草》《国体》等时评给予批判。在《国体》一文中说：“国体国家之利害，而非个人之利害也”，当今“国家多故之时，国体亦不宜屡变”，若“国体屡变，则一切国内之事无不尽变，国民日在摇摇不定之中”，必将造成“束手无策，而国乱益不可向也”。^[17]这既表明了《申报》对袁世凯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批评，也显得言论“客观、公允”。

（2）用转载抨击帝制文章之方式，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申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其时评不足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过于激烈又怕遭到不幸，就用转载其他报刊批判文章的办法，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申报》先后转载了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等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如《美国律师对恢复帝制之忠告》《西报纪上海华人对帝制之态度》《西报论中国之革命》《西报对于中国帝制之抨击》《西报述浙人对帝制之心理》《英文京报论帝制派之失望》等，扩大反对复辟帝制斗争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转载梁启超批判帝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文是当时批判帝制影响最大的长篇文章，袁世凯曾派人用巨款收买梁启超，要求不要公开发表，遭到梁启超断然拒绝。1915年8月20日，此文发表在《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8期上。为了扩大影响，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内称“梁任公主撰之《大中华》第八期已出版”，“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附载了三篇论文题目，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国体问题与外交》《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难》。9月10—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文前加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说明了此文的重要，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梁启超的《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章，都是批判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的。^[18]

（3）用客观报道方法，反映全国反对复辟帝制的形势，扩大反袁斗争影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申报》同样运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斗争，表面上看是客观报道，各方面的情况都作反映，然而实际上有所侧重，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如报道筹安会的活动就很典型。1915年8 月23日，在《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的长篇消息中，报道了赞成与反对者两方面的情况。说“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如某次长、某总长及参政院某参政数人”，情况介绍甚为简单。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失志之人”，以及赵尔巽、汤化龙、贺振雄、蔡谔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群众中反对者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信件的全文，该信指出“筹安会殊属骇人听闻”，是“独不为天下人民生计”的行为，警告筹安会发起者“猛省及早解散此会也”。8月27日报道“京中报界态度”的消息中，其倾向性更为明显。报道赞成派“为亚细亚报与国华报，均筹安会未发起以前，即从事讨论古德诺之政治谈话而极表示赞成态度”，仅此一句。报道反对派则列举了《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具体批判筹安会反动行为的情形。特别指出“筹安会诸公公然与约法为敌”，“国体屡更非民之福”，“变更现时国体”，在“国法上视之则乱贼也”，等等。这则消息告诉人们，在北京新闻界不支持和反对帝制的是多数，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是十分孤立的，其失败是必然的。

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妄行，悍然复辟帝制，遭到全国各界（以新闻界、政界、军界为代表）的共同讨伐，袁世凯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帝王本是称孤道寡者）。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23日下令废止“洪宪”年号，总共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帝制撤消后，袁世凯还想当民国大总统，遭到亿万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袁世凯继续做总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在反袁斗争中，《申报》有胆、有识、有谋略，表现突出，因而社会声望日隆，社会影响力大增。史量才以此为契机，经过苦心经营，使《申报》步入快速发展轨道。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时，其日发行量才7000份，短短几年之后，在1922年《申报》五十周年时日发行量已增至5万多份，1925年又增至10万多份，1928年猛增至14.3万多份。报社资金积累成倍上升，1912年史量才筹资12万元购得《申报》，1918年就以70万元建造了《申报》大厦。到20世纪30年代初，《申报》仅有形资产已达150万元，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化大报，在全国民营报刊中首屈一指，在全国新闻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史量才时期，是《申报》发展史上的全盛时代。

上述事实说明，以《申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在与袁世凯政府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次胜利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标榜“政治中立”的民营报刊也敢于奋起抗争袁世凯暴政？为什么处于弱势的民营报刊却能“战胜”强势的专制政权呢？……要回答这种种疑问，笔者认为只能在中国近代民营报刊的社会生态中寻找答案。

《申报》与袁世凯政府展开博弈，表面上是中国民营报刊与专制暴政相抗争，实质上是中国近代维系民营报刊社会生态环境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博弈。

（喻平阶，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中国历史文化。）

【注释】

[1]刘小清：《中国百年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3]《申报》，1913年3月28日。

[4]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www.xing528.com)

[5]刘晓滇：《中国百年报案撷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6]刘晓滇：《中国百年报案撷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7]张泊远：《中国近代报人春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8]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同新闻界约法三章，遭到当时新闻界一致抗议。新闻界质疑内务部越权：中华民国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内务部无权颁布法律。孙中山采纳新闻界的意见，于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中华民国暂行报律》随即废止。

[9]《北京中央新闻报馆代表意见书》，《申报》，1912年6月8日。

[10]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11]《本馆答读者质询之启事》，《申报》，1915年9月3日。

[12]《黄远庸之启事》，《申报》，1915年9月6日。

[13]《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0年编印，第227页。

[14]《本馆启事》，《申报》，1916年1月12日。

[15]《本馆启事》，《申报》，1916年1月26日。

[16]《根本错误》，《申报》，1914年5月30日。

[17]《国体》，《申报》，1915年7月13日。

[18]《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0年编印，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