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是中国新闻界长期奋斗的目标。《临时约法》的颁布，反对《暂行报律》的胜利，[8]更鼓舞了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信心。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实施新闻统制政策，极力想动用手中的立法权制定报律，钳制新闻舆论，自然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1912年6月，由《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几家报刊发起组织的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特别大会，专门讨论“报律”问题。有的代表提出“报律推其缘起，因专制时代政府各事秘密”，“畏人宣泄，假报律两字，以为其提防之方法”，现在共和时代，“共和国事务应主放人民，本应无秘密可言”，“报纸可以自由传播”，“若谓损害个人名誉，则民法上当有名誉赔偿之规定，似无需再定专律”。[9]会议期间，发生了广东都督仍沿用《大清报律》取缔报纸事件，与会代表一致决议，以全国报界俱进会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严厉纠正广东都督的错误，电称：“广东都督妄用前清报取缔报馆，全国报界同感骇惊，请严电申斥，并通令全国各省都督嗣后不得有此等违法举动，以符民国约法言论自由之旨。”[10]
1914年袁世凯政府炮制的《报纸条例》一出笼，便遭到上海新闻界的反对。《申报》率先发表评论予以驳斥，许多报纸也随后著论严厉批驳。4月7日《申报》在短评中指出：“报纸者，政府所厌弃之物也，彼之所不欲言者，而报纸则刺刺不休也；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纸又强聒不舍也；彼之所欲掩藏，而报纸发其覆也；彼之所欲进步，而报纸碍其步也。”尖锐地指出了袁世凯为压制报纸宣传而制定报律的实质。《申报》在时评中指出：“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反对制定报律。《申报》还陆续报道北京新闻界反对《报纸条例》的消息，强调“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中再次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抨击袁政府妄图借用法律压迫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错误行为，从根本上否定制定《报纸条例》之必要。《字林西报》也发表评论批评《报纸条例》，指出：“法令在今日实无规定之章程，唯以地方官之权力绅缩为定”，“随其意向行事”。《报纸条例》只是“纸上之文字，毫无价值”。(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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