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学集：新闻传播学卷》- 史量才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良心

尽管《申报》在“癸丑报灾”中幸免于难，但面对险恶的局势，该怎么办呢？是退缩沉默，还是奋起抗争、展开博弈？是放弃事业与雄心壮志，还是为前途与命运拼搏一次？……这确实要求史量才仔细斟酌，多加考量。从史量才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良心出发，他的确应该挺身而出与袁世凯暴政抗争，但果真如此做，《申报》的发展和自己的事业很可能毁于一旦。

前途叵测，史量才必须审时度势，必须对历史经验、现实环境及未来发展形势细加考量：

——形势严峻，时局险恶，这对主要依靠外埠发行的《申报》冲击很大，极大地挤压了《申报》新闻业务的空间。若为了勉强维持外埠发行的畅通，对袁政府的暴政保持沉默或退却妥协，这与史量才个人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良心相违背，最终也会失去民心——这对《申报》而言，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申报》若奋起抗争，在租界的“庇护”下，最有可能遭遇的现实危机是被袁政府“禁邮禁阅”。1905年5—8月，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上演过一出“禁邮禁阅《大公报》”的闹剧，不仅没有打垮《大公报》，反而令《大公报》的销量不降反增。这一历史经验，足以让《申报》抗袁的信心大增。祸福相倚、因祸得福，《申报》在抗袁斗争中说不定能迎来大发展的契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最重要的是：虽然政局昏暗、时局混乱，但未来的发展形势已显出端倪。

尽管袁世凯滥施淫威，他却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新闻界。由于复辟帝制越来越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刊。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并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接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又在海外其他地区创办革命报刊或将当地的华侨报刊改组为革命报刊，建立起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阵营。海外革命报刊的发展，袁世凯当然视为洪水猛兽，下令在国内禁售。1913年12月中旬，袁世凯政府发现美国旧金山华侨报纸《中华民国报》在上海发售，立即以该报“语多悖谬，有害治安”为由下令查禁。由于在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对国内的影响毕竟有限，因而中华革命党志士又潜回上海租界等国内地区，创办宣传反袁报刊。这些革命报刊无不受到袁世凯政府的迫害，但它们的反袁立场在反迫害的斗争中愈加坚定。袁世凯宣布筹办帝制后，原先拥袁、亲袁的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意志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行列。著名报人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派入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在当时，真正死心塌地地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报纸而已。

在这种情势下，在上海报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申报》若不站出来反击袁世凯暴政，必定难以被上海报界和社会各界谅解，也很可能被社会“公众民心”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