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报纸和贿买报刊的创办

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给我国新闻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顷刻之间，政治报刊和政党报刊剧增，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多家，总销量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这一时期被学界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给清王朝的强大压力和手中的军政大权，以逼迫清帝退位为筹码，为自己谋得了临时大总统的职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袁世凯上台后，表面上赞成共和，暗地里却用极其狡猾的手段实行专制。他在政权相对稳固后，就肆意践踏孙中山初步确立的新闻出版自由原则，使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局面戛然而止。(www.xing528.com)

在袁世凯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深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有冠皇帝大限告终，无冠皇帝炙手可热”^[1]。袁世凯也不得不故作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甚至推出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如在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接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主要采取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以为己用等手段。袁世凯创办或接办的御用报刊，在北京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主要有接办的《神州日报》，在广州主要有接办的《时敏报》，在长沙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民新报》（后改名《大中报》），等等。在这些报纸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于1912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袁世凯政府出资10万元开办，声名狼藉的帝制分子薛大可担任主编，丁佛言、樊增祥、易实甫等任撰述，日出三大张，是御用报纸中言论最反动、活动最猖獗的一家报纸。“二次革命”期间，该报领衔发表所谓的《讨贼露布》，以后又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文章，报道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称“臣记者”。^[2]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在上海出版分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接连两次被炸，勉强拖到1916年1月被迫停刊。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北京《亚细亚日报》也随之终结。《神州日报》于1915年被袁党强行接办后，利用它原来在读者中的声誉为袁世凯筹办帝制张目，一时起过蒙骗民众的作用。从表现上看，袁世凯控制与收买的报纸为数不少，如袁世凯的御用党——公民党在各地创办的报纸、在复辟帝制阴谋暴露前基本上亲袁世凯的“共和党一进步党”系统的报纸。此外，像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和《新社会日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和《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等，也曾一度被袁世凯收买。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达125家以上。袁世凯收买报纸和报人的手段，有的是一次付以重金，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是零星施舍，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