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代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

1.政治宣传功能

在人民时代，各派政治势力或各类政党为了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则必须创办、扶持服务于自己政治目的的大众传媒，以便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主义。

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深刻地认识到：要唤醒民众，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及扩大维新派政治影响，必须创办专门进行政治宣传的报刊。康有为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11]梁启超也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2]他们所说的“开会”，指的是组织社会政治团体。从康、梁的上述新闻宣传观点可以看到，有效地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宣传功能对一个政治组组织的创建、生存及发展是多么重要。

2.社会动员功能

在人民时代，一个政党要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推进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事业或革命事业，仅靠本党的力量和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有效的大众传媒策略，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科技资源乃至自然资源，方能大有成效。现代史上，在社会组织动员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成就斐然，堪称典范。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亦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大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曾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5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创办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并担任首任主编，从第5期开始，先后继任主编的沈雁冰、张秋人等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周报》每期销量均在4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带动下，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各主要部门、各主要地方党部，出现了一大批以国民党名义出版、由共产党人主办或主持的报刊。如，当时影响很大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出版的《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主办者是共产党员，经常为这两个刊物撰稿的有毛泽东、李大钊、李立三、林伯渠、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当时，上海、广州、汉口、南昌等地国民党地方党部机关报也由共产党员主办。同时，中国共产党借助大革命高涨之势，开始创建自己的报刊体系。上述两类报刊，在动员广大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和参加国民革命军、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鼓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大革命浪潮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火种散播在中华大地，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感召力，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据统计，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总人数420名，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总人数达到57967名，已从一个小党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其数量规模、社会政治影响力等方面仅次于国民党。^[13](www.xing528.com)

3.政治竞争（斗争）功能

在中国近现代，各派政治势力或各类政党在运用报刊进行政治宣传、社会动员的同时，还常常利用报刊对其他政治势力或政党予以批评、斗争乃至打压，借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声势与力量，削弱对方的声势与力量。各派政治势力若本着明辨是非、说明真相、阐明真理等目的，利用报刊等大众传媒进行论争，则是一种良性的政治竞争方式；若利用报刊等大众传媒相互之间进行人身攻击、造谣中伤、无情打击等，则是一种应当否定的恶性政治斗争方式。1905年至1911年，历时六年之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的大论战”，则堪称良性政治竞争的典范。

1905年8月，孙中山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在东京创办其机关报《民报》。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宣传反清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立宪保皇派在海外也很活跃。为了明辨是非、阐发革命真理，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反清革命的支持，《民报》创刊伊始就主动发起了与《新民丛报》为代表的立宪保皇派报刊之间的大论战。《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主要围绕四大问题展开：（1）要不要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统治；（2）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实现君主立宪制；（3）要不要实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4）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两报之间的大论战几经波折，最后以《民报》大获全胜而结束，《新民丛报》因其影响急剧衰减而不得不在1907年冬停刊。

东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的同时，在香港、旧金山、温哥华、新加坡、曼谷、广州等地出版的两派报刊也纷纷展开论战。有的地方两派的论战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才结束。这场大论战，不仅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大论战后，许多原来支持保皇派的人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