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广播喇叭：一个难忘记忆

农村的广播喇叭曾给几代中国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它繁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广大农村主要的信息来源，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是那个时代少见的传播工具。那时，村村架设高音喇叭，户户都装有线广播。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还没有电子扩音设备时，村干部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或有事需要告知村民，都是手持自制的铁喇叭筒，站在村子街道上、甚至村中的房顶上，将一些重要通知和消息告知各家各户。这种喇叭筒是用铁皮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筒状，并带把手，长约60厘米左右，用于集体场所及向远方喊话之用，其扩音效果比人直接高喊要大好多倍，传得远，又省力。大家熟悉的许多抗战题材的影视剧里，就常见喇叭筒向敌方喊话。“喇叭”一词风靡全国，甚至让人忘记了它的原名叫“扬声器”。

1956年柏各庄农场建场时，在总场建立广播站，站里有一台25W扩大机和8只25W高音喇叭。1965年12月9日，毛泽东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发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办好广播的积极性，从平原到山区，就连最偏僻的农场、林场，也都架设起有线广播专用线，接通广播喇叭。曾有一个谜语说，“一朵牵牛花，爬上大树杈”，说的就是这高音喇叭。那时的宣传工作被提到空前的重要位置，广播网络四通八达，每个村部的屋脊上、村头的大树上或高竿上都架有高音喇叭。

高音喇叭是上细下粗、最下端的口部向四周张开的圆桶型结构，通过扩音器等广播设备发出声来。它个大如斗，银灰色，口沿由一条黑色的橡胶皮包裹着。在农垦区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每个农场场部都设有广播站，招募声音甜美的女青年当播音员，还有专职的宣传干事供稿，并一直延伸到各基层村队都有专（兼）职通讯员。高音喇叭还是村干部的传声筒，上级有了新精神就用喇叭传达，村民到队部开会也用喇叭通知，各阶段的农业生产安排需要通过喇叭布置下去，谁家有外地来的电报或信件借喇叭喊人来取，就连村民有要紧事也赶到广播室来，求村干部或广播员在喇叭上喊上几遍。农忙时节，高音喇叭总是响个不停，播报各小组的生产进度，宣读表扬好人好事稿件。每天清晨从《东方红》乐曲开始新的一天，晚上以《国际歌》结束播音。

曾经的大喇叭是每一个村庄的标配。为了形势宣传的需要，农场还将一种纸质的黑色小喇叭安装入户，将广播信号通入户内接上广播，就像后来的有线电视“户户通”一样，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新闻真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种小喇叭是一种极其简易轻便的磁片纸盆喇叭，两根细导线，一根接广播线，一根入地做回路。农村巧妙的木工会用薄木板做成方形的盒子状的外罩，正面中间镂空，刻成一个五角星或太阳，还刷上红油漆，挂在房屋墙上。也有生产队统一制作的，样式大同小异。(www.xing528.com)

广播，广播，广而传播。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都是准点开播。自办节目有“场内生活”“垦区新闻联播”，转播的节目有中央台早6点半《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8点的《全国新闻联播》。据《唐海县志》记载：“到1969年4月，9个农场相继建立了广播站，80个生产队安装了扩音机和高音喇叭，全区有25W高音喇叭180余只，总功率3000W。此时，垦区与农场、生产队利用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播音时电话通信中断。……1972年，垦区发展了小喇叭入户。到1976年6月，全区小喇叭入户达12889户，安装小喇叭14760只，喇叭入户率68.4%。”“1979年初，垦区各农场购进了新的广播器材，整修和架设线路，当时共有扩音机161台，录音机30台，三用机180台，高音喇叭310台。”“到1990年，全县有145个生产队通了广播，共有25W高音喇叭461只，通播率达98%，通响率达100%。”

广播是自电台发明以后才有的新事物，至今尚不足百年。从文字的传播到声音的传播，是人类的一次巨大飞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一飞跃就是从有线广播开始的。打从记事时开始，听得最多的节目是样板戏，有的对白和唱词都能倒背如流了。后来毛主席去世，听到喇叭里的哀乐，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粉碎“四人帮”，天天播放李光曦的《祝酒歌》……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视、电话、电脑陆续进入农家，当年的大喇叭、小喇叭早已被人们淡忘。如果是城里孩子，即便知道高音喇叭，恐怕多认为是用来播放广播体操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记忆如昨，虽然它的声音很嘈杂也很粗糙，但毕竟伴随我们度过一个欢乐有声的童年时代，昔日喇叭里传出的那些熟悉的旋律，至今仍在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