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导读：挖掘文本学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52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0 年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原始的理论文本群。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最核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者重要的思想源泉和分析范式，例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 乔治· 索列尔（Georges Sorél，1847—1922）、 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36—1979）等等诸君，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谱系上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思想的清算，主要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的三个重要理论观点：

第一，无产阶级解放只能在工人阶级内部完成而不能从外部输入。这为后来罗莎·卢森堡的群众自发性概念的提出，树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激进主体”概念具有先天的解毒性，尤其是1968 年之后，脱离群众革命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纯粹成了一种激进思想—文化批评传统，而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群众运动、工人革命之间，有了难以消弭的隔阂。如同佩里·安德森所说，“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1]。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际上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现实实践之间，如果不能联结起来，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这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历史运动、不是实实在在的革命实践，又怎会有“哥达纲领”的出炉？马克思主义如果纯粹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智识规训和思维乐趣，又怎么可能使殖民地和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获得现实的解放，又怎么可能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果真如此，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

第二，通过对资本—劳动的区分，科学地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历史性，指出了新旧生产方式更迭和转型的历史起点与历史终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看上去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在人类近世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现代社会转型中，把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的事物颠倒翻转而拐入历史死胡同的事例并不少见。从“物性存在”到“人性存在”，社会群体因为匮乏而进行的类似动物界的生存斗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所谓的丛林法则，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现有的生产方式而使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人类迈向丰裕社会之前，异己的客观的历史规律，仍旧是不能被蔑视的。如同列宁在1921 年的“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须从上层建筑回落到经济基础、回到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第一性要义上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省，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通过国家—社会的区分，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这样的未来国家制度形式，立基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型上，使它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不再局限于现有的阶级对抗的种类和形式。世界是广袤的也是多维的，唯有保持一种理论上的开放性、革命性、历史性，才能避开观念的自我僵化、理论的自我封闭，以及社会关系的固化。死水不藏龙，欲要生机和活力，唯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马克思主义若无这种内省品格和反省精神，早就化作故纸堆里的标本，与我们这个世界、与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因此，从《哥达纲领批判》来看，马克思在1875 年之时，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政治学理论，而在这之前的1867 年《资本论》第1 卷的发表，表明马克思业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体系。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欧社会的近世历史转型的分析，今天看来仍非常精彩、淋漓尽致。至于晚年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以俄国为例的东方社会历史形态的转型，马克思表露出了极高的兴趣，自学俄语，埋头钻研，并保持与俄国革命者的积极通信。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一个俄国革命者巴枯宁使“第一国际”分崩离析，而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的劳动解放社，以及围绕其周围的一批革命事业的后起之秀，点燃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并终使俄国在1917 年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十月革命”，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www.xing528.com)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立基于其社会学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哥达纲领批判》全文的字里行间里所一再展示的要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者不能等量齐观，在第一性的要义上，后者是前者的终极目标。因而要理解《哥达纲领批判》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命题和概念，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从现实的政治实践以及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理论文本中所提供的分析范式及其解决方案等，亦是立基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即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历史事件，准确地说，一方面，面向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西欧社会正处在历史剧变中，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蒸蒸日上，因而虽然在《资本论》第1 卷中详尽地剖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但对于未来社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的社会生产实践、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体系，马克思的确着墨不多；而且如同马克思本人所说，人们所能提出的任务，是自己时代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将仍是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的主流方式。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的政治实践，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史不遗余力地详尽分析，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法国时事的发生，马克思都予以非常的关注，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范本是法国—而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范本是英国，准确地说，是曼彻斯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从笼统的意义上，英、法、德、美、日等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各自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形态的革命转型，但若从具体的分析而言，则又不可一刀切了。在这里，如果我们注意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划、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范本的差异性，英国所代表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方式以及法国所代表的政治实践方式，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所针对的却又是具体的德国工人党的现实政治诉求—因而在这里，如果结合对英、法、德这三个近世西欧社会各具特色的历史转型过程加以社会学的分析，那么，《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展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则将又是另一番比本书更要深入、更要透彻的理解了。书为津梁，亦期待有志者薪火相传，以耀智海。更何况，今时的中国所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所面向社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无论从实践推演上还是从理论发展上，更可从中汲取养料、扬长避短，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1883 年3 月14 日，一生勤苦、笔耕不辍的马克思在书桌前离开了人世。12 年后，1895 年8 月5 日，恩格斯也与世长辞，不再思想、不再工作，而长眠于大海的深处。云水苍茫，清风明月，如此，再见。

【注释】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