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资与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

拉萨尔把斗争矛头所对的那个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究竟是何物呢？粗略地说，古典经济学把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分成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这三个根本构成。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26]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指工人的劳动工资通常维持在仅够工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从而导致雇佣劳动阶级普遍处于贫困的状态。这个观点不是拉萨尔的原创—尽管他无比坚信这一“铁”律。这个观点甚至也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以马尔萨斯为滥觞。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考究了一番人口学说史后，把这一“铁”律的源头追溯到了杜阁和重农学派，他在评论李嘉图的人口观点时说道，李嘉图“经常采取同杜阁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说法，似乎工资一旦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铁律’或‘铜律’—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相信，只要‘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它将继续发生作用。他们竟断言李嘉图是他们队伍中的权威”^[27]。这里的“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自然包括拉萨尔及其追随者了。在为李嘉图鸣不平后，马歇尔又详细解释了，“有些德国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则，但是他们认为李嘉图及其门徒的学说是与这个法则有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罗雪尔，“却反对社会主义者对李嘉图的曲解”^[28]。从马歇尔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的来龙去脉。马克思对拉萨尔在经济学上的造诣是颇有微辞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29]

对于“铁的工资规律”以及它背后的“人口论”预设，马克思评论道：“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30]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增长，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下层阶级的贫困问题，孰之过？根由何在？而时人又该当以何种姿态与立场来应对？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自然法则”，“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31]。“太阳底下没有新奇之事”，在马尔萨斯的字里行间，不乏悲天悯人的感性情怀，但是他的结论是如此地残酷无情：战争、疾病、饥饿……自然法则会让土地上的人口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在《人口原理》中，他写道：“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口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32]在这里，所谓局部的恶，指的是“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33]。马尔萨尔还说，“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34]。那么应当如何来应对人口法则所导致的这种现象呢？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类，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35]—这时的马尔萨斯，倒有点社会主义者的胸襟与见地了。不过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总体上是嫌恶的。恩格斯说，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36]。这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调调。“诚然，”恩格斯继续说道，“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37]

在《工人问题》中，马克思也以同样的尖锐口吻说道：“黄金般的不结婚和不生育的机会—这完全符合马尔萨斯和他的门徒们所规定的正统标准！这就是黄金道德！”^[38]失业了的无产者和穷人们，不但失去了“被资本家剥削的”机会，连结婚和生育都成了“道德问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到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无产者与资产者的斗争，其根源并不在于道德问题—贫或富并不在于个人道德的高低，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在于资产者垄断了生产资料并使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服务于这一目的。马克思引用了一段厄内斯特·琼斯不无智慧和勇气的演说词：“为什么过去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现在仍在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将来还要重新出现这种斗争呢？因为你们生命的源泉被资本一手堵住了，资本把它的金杯吸干，给你们剩下的只是一些渣滓。为什么工厂向你们宣布了同盟歇业就等于威胁你们的生命呢？因为再没有别的工厂可以让你们去做工了，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挣钱糊口了。是什么东西给资本家这样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他掌握了雇佣劳动的一切手段……可见，劳动手段是人民的未来赖以建立的基石……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的群众运动，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全国性运动，才能获得最后胜利……”^[39]汝之蜜糖，吾之砒霜，这种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之而来的阶级冲突，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立场。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尤其是1848 年后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这既是时代精神，也是形势所逼。但是对于刚刚取得反封建社会斗争胜利的资产阶级来说，此时锋头正健，锐不可当，而资本之花也刚刚绽放出它的美丽的“文明”面容，因此，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注定是一场血腥的然而却是无以为胜的斗争。即便是1871 年的巴黎公社，一个被武装起来了的工人运动，最后也倒在了俾斯麦和梯也尔沆瀣一气、无耻勾结的血腥镇压之中—并非无产阶级不够英勇，并非巴黎公社的战士不够视死如归，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原本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一基础上的，而只要这一基础尚未完全发展和尚未变成社会历史前进的桎梏，无论是巴黎公社，抑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的“实验基地”，其实都不能脱离资本这一“普照的光”的强力辐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0]。因为这个目的，并非修辞学上的“自由”、“幸福”以及“共产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运动。而这一点，又岂是马尔萨斯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深切感同身受的呢？战争、疾病、饥饿……这些，虽是人类幸福之殇，却非大工业时代以来下层阶级贫困之源。(www.xing528.com)

因此，“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41]—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雇佣劳动制度，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有产者统治无产者、富人统治穷人的社会制度，这样的一个制度，以“私有财产”及其法权为核心构造了一个资产者的花花世界和无产者的贫困生存。这本身对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理念的布尔乔亚社会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之前，无产者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被压迫与被剥削的族群的声音，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学理上，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合理性。正如E.P.汤普森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和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42]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用一段话总结了他对“哥达纲领”第二条的点评：“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43]“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不知拉萨尔可否当得“英雄”二字？至少，“哥达纲领”所表露出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铁的工资规律”的见解以及破解它的妙方，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期相差太远。恩格斯在1875 年3 月18 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道：“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44]唯因爱之深，而责之切。因为理论上的错解乃至歪曲，所以实践上的路径与方案，便不无画饼充饥的幻想与歧途。这一点，大概便是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最明晰的差异所在吧。向拉萨尔主义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这种改良式的灵丹妙药，虽能止一时之痛，却非长久之计。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都·倍倍尔相继逝世之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叶，终是倒在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鲜血中，戛然而止、不复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