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定性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11]。这是马克思经过长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科学见解。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说道,“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12]。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道,“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13]。
实际上,从1849 年发表在《新莱恩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开始,到1867 年《资本论》第1 卷的发表,再到这里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可以说,近三十年的研究,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区分与对立,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研究的理论范式。如同卢曼所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适宜于辨认社会阶级,因为它比具有许多中间层次的贫与富的区分更适于用二分法。‘工人阶级’这个词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是一种流行的用语”[14]。卢曼对此还做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他说:“资本与劳动的区分之所以被尖锐化为一种对立,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用动力替代了道德。只有那些后来被列为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作者,还坚持不懈地从道德上对它加以论证并要求公正地分配劳动成果。所谓公正,是指每个人得到的工资应该补偿他本人劳动的全部价值,并且这种等价应当尽可能与生产和安全相协调。这仍然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呼吁。”[15]应当说,卢曼的这个评论是犀利的、尖锐的。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满腔热血地掉入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伦理呼吁与哲学呐喊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之后,才渐渐解开资本与雇佣劳动两者之间的关系之谜。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有三个核心的观点:第一,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关系的斗争,当这些斗争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时,人们应当深入考察其经济关系。马克思写道:“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 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16]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根源在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没有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与统治,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马克思说:“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17]第三,资本的实质,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资本才成其为资本。在这里,资本只有与雇佣劳动进行交换,亦即死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资本才成其为资本,资产阶级也才能够取得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与奴役。因此,“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18]。马克思在花大量篇幅考察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之后,做了一个总结:“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19](www.xing528.com)
令马克思感到气愤的是,如今“哥达纲领”竟又要倒退到拉萨尔的幻想教条之中去了!以为“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20]这样的救世方案,之所以是错误的幻想,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错误的“铁的工资规律”之上;而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所以错谬,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根本错解之上;而这种根本错解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拉萨尔完全弄不清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拉萨尔的这种理论上的层层漏洞,如何能够被“哥达纲领”的起草者所洞悉?如同马克思所说,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兜圈子[21]。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工资”规律,因为工资并不是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22]。只有洞穿这个掩蔽形式,到达价值的最高抽象形式—资本,以及资本的增殖,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才能到达雇佣劳动阶级被压迫与被剥削的真正发源地,因而才有可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之路。而拉萨尔显然没有到达这个终点,如同马克思所说,“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23]。真正的本质是:“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24]这便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核心的秘密所在。在《资本论》第1 卷中,马克思详细解释了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和特点,他说:“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25]在今天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回过头来看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其先知般的洞察力依旧令人拍案叫绝。从十九世纪最初的争取10 小时工作制(后来是8 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运动,到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技术进步,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何曾真正越过马克思所说的这个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魔咒,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针对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而产生的近世以来风起云涌的对抗资本的统治与奴役的无产阶级工人解放运动,不管它们各自的结局如何,今日的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曾经血与泪的抗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世界仍然散发着“被剥削者的汗酸味”,仍然散发着强势族群骄傲而自大的得意面容,仍然掩埋着弱势族群无助而哀泣的声音。强者的逻辑一如往昔地笼罩着这个等级分明、贫富不均的世界。因而自二十世纪以来,从这个无产阶级解放的逻辑中,衍溢出了其他形式的反抗压迫与奴役的人类解放运动,例如黑人解放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从阶级解放的逻辑,推衍到了种族解放和性别解放的逻辑,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精神宝库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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