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与分配研究

“哥达纲领”的第一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分别谈到了工人阶级遭受贫困和奴役的原因，并把劳动解放的路径诉诸劳动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马克思首先对第二款的用语作了一个批驳。第二款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15]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样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的垄断不仅仅限于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同样垄断着劳动资料。马克思补充道，“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16]。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不仅仅限于资本家阶级。恩格斯在1852 年9 月23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明确说道：“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种阶段。”^[17]不得不说，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是非常准确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处于依附性与受压迫的地位，是因为其一无所有、失去了所有的劳动资料，在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上，不得不化身为“活人机器”以谋生存。如今，劳动密集型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渐被以技术协作型的、所谓全球化的“弹性生产”的组织方式所替代。但从根本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没有发生质变。除非在生产领域中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被一种新型的、全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经验》一书中，阿格里塔写道：“资产阶级除非在经济领域中能够消容阶级斗争，能够分化雇佣劳动阶层，并能够同时缓解因资本的集中化而引起的内部破坏性斗争，否则它在生产关系和积累的社会过程中的统治与支配的地位将不保。”^[18]

马克思接下来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评论纲领第一条的第三款：“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19]马克思问道：什么是“劳动所得”？什么又是“公平的”分配？结合这一条的第一款，什么又是“平等的权利”？马克思认为，这些提法显然只是些“陈词滥调”，不过是“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空洞的废话罢了^[20]。马克思要讨论的主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平等的权利”是以什么为尺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又是基于什么意义上的“劳动解放”？

马克思首先对“劳动所得”进行了定义：集体的劳动所得可以理解为“社会总产品”。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平的”分配，马克思不无详细地对纲领中的劳动所得（“社会总产品”）进行了计算：首先，要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掉以下部分：“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21]其次，在剩下的总产品中，还要扣掉以下部分：“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22]马克思认为，在做完这两次扣除后，才谈得上纲领中所谓的“分配”。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自是希望劳动者的付出与回报是正向的关系，是公平的、平等的，并因而能够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与奴役。

在这里，马克思所做的这两次扣除，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了财产分配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划问题。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23]。这就意味着，这中间已经没有了剥削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土壤，“社会所有制”的共产主义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透明的，而且是公平的、平等的。马克思特别注明：“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4]这句话非常地重要。它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一朝颠覆资本主义社会而毕其功于一役的，换言之，它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肩膀之上的。相对于旧时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以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的现代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发生了彻底的质变。这里的“人”，指的是一种人类解放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不分阶级、种族、性别、地域等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也正在于它所创立的这种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一种新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方式，即通过征服与掠夺自然、通过剥削与压迫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阶级，来赢得生产力的解放，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而上文所言的这个“人类解放”的普世性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在本质上是阶级性的。故而，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对于走向未来新的社会形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5]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这种劳动解放的期许，实际上也隐含了对新的生产方式取代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期许。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描述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6]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美丽风景，人不再为劳动所迫不得不谋生，可以自由转换社会生产角色，劳动成了一种鉴赏性、自由自为的存在。对此，阿伦特评论道：“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似乎是乌托邦性质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严格的乌托邦因素。”^[27](www.xing528.com)

马克思接下来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配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而这一切，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28]。马克思说，“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29]。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范畴，马克思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0]。而对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成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这是它的第一阶段，相对于高级阶段，显然还做不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只能按照同一的尺度即劳动来计量。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31]。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除了天然的劳动能力的差别之外，阶级差别已经消失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差别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在这个差别之下，劳动者的个体差别是不足一提的。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成为一种“总体的”解放，但这种“总体的”解放，因为把个体湮没在阶级总体之下，所以，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阶级总体下的每一个个体的现实解放，“解放”应当是每一个劳动者的解放，“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女人、年轻人、从厨师到洗瓶子工人、从机械师到手工艺人”^[32]的解放。这种致命的逻辑鸿沟，窃以为，是一切人道主义哲学所不能忽视的：是谁可以承诺人类的普遍解放—不分阶级、种族、性别和地域？

在这里，共产主义社会因何而使阶级差别消失而只剩下个人天赋上的差别？这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乌托邦式的结论，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理论预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3]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何以可能，其关键就在于打破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物”与“人”的双重解放，劳动者从现有的“物”的生产体系中解放出来，自由地联合起来组织生产—打破“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与此同时，因为这种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组织方式，使每一个人都不再依附于现有的“人”的体系，即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全面的人的自由发展，迈向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社会。对此，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在《社会的经济》中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评论，他说：“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天才的理论构思。但同时它也是某个确定的历史处境的要素，它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都归因于那个历史处境。十九世纪初，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出发，来思考社会的动议被仓促地加以阐发。那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就绪。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农业社会中。……但至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业化及其成就，这种新颖的现象令欧洲神往。”^[34]从工业文明的起点到终点，实际上，马克思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人类解放的激进逻辑：以资本主义社会所代表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为起点，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过渡，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为终点；在这中间，一切形式的奴役与压迫，不论它采用了何种外化的形式，终将在生产力的极致解放与物质高度发达的丰裕社会中，剥削与压迫的动力将被消弭殆尽，而每一个自由的个体，亦终将止于至善。可以说，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图式上，没有比马克思的分析更为出色、更为精辟的了。以卢曼的观点，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分析上的成就，“是不可能被超越的”^[35]。尽管如此，今日的人们对马克思及其理论，漫不经心多于认真了解，消受其恩却不知所源，如同海因里希·伯尔所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但是假如没有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