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的典当大多分布在城镇圩市，其开展业务的对象除城镇贫民外，也包括乡村民众。和其他高利贷相比，一般的高利贷者赚取的利润，均归自己所有，不需向政府交纳任何捐税，而典当经营时交纳的税金却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清初，政府对典当的征税额较轻，每座当铺每年仅纳税白银5两。据嘉庆年间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马平县（治所设于今柳州市柳北区雀儿山附近）有“典当十四间，税银七十两”；雒容县（今属鹿寨县）有“典当一间，税银五两”；柳城县有“典当八间，税银四十两”；象州县有“典当四间，税银二十两”；来宾县（今来宾市兴宾区）有“典当六间，税银三十两”；宜山县（今宜州市）有“典当十间，税银五十两”；迁江县（今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有“典当四间，税银二十两”；贵县（今贵港市）有“典当十七间，税银八十五两”；宣化县（今南宁市郊）“典当七间，税银三十五两”；横州（今横县）“典当六间，税银三十两”；永淳县（今属横县）“典当一间，税银五两”；龙州“典当一间，税银十两”；奉议州（今田阳县）“典当二间，税银十两”。[2]因所纳税额较低，典当缴纳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来源中所占地位无足轻重。
清末时期，由于政府财政的紧张和对外赔款的增多，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廷对当铺的征税逐步增加。太平天国起事后，部分省将当铺捐助的军费改为押饷，因此，亦有人将需向政府缴纳捐税的当铺称为饷押。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河工需款，户部奏请“令各省每当商一座缴银一百两，作为预完二十年当税”。[3]该次向典当征税尚属预征性质，并未增加典当的负担，但使得典当缴纳的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大大提高。
近代以来列强多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清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战争赔款，为了解决财政上极度窘迫的局面，便增加典当的捐税，并将赔款向各省摊派。光绪二十三年（1897），翁同龢等上奏：“惟查京外典当，以光绪十四年座数计之，约共七千数百余座，开设既多，资本亦巨，获利较厚，税额独轻。臣等公同商酌，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岁可共征银三十馀万两，应由各省州县查明现在座数，分别造册详司报部，税银照征，足额统解藩司汇总专案，随册奏咨候拔，不须外省截留。”[4]清政府采纳了该意见，将税率提至每间每年征银50两，较原来税率增加10倍，使得典当的负担大大增加。此外，还有火耗、帖捐等附加，这些附加往往超过正税，当商“各商呈充、领帖、换牌，藩司道府州县各衙门均有使费，地方官吏年节亦有陋规”。[5]广西分摊得57万两白银的赔款。为了支付这笔摊派，典当缴纳的捐税大大增加。如来宾县（今来宾市兴宾区）典当“分为两级准征，商之义纳金有差，一曰饷当，牌用壶芦式，期三十六月，息不得过二分五厘，每六年一易牌，纳牌费银六百两。一曰饷押，牌用纵方式，期限其年息不得过三分，每二十四月易一牌，纳牌费二百四十两”。[6]该县在“咸乱之后，所设者皆私押，独泰丰押始承饷”。[7]该饷押每年向政府缴纳税金120两白银。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广西巡抚丁振铎又提出了七条筹措摊派的办法，其中一条是：“押店加饷也。军兴以后。西省当商甚少。故各处间开押店。然商本无多。不能请领部帖。缴纳当税。数十年来。皆赴藩司领帖。酌缴饷项。三年换帖一次。亦有私开而不缴饷者。拟令各押店一概呈请司贴。每贴缴银四百两。贴费银二十两。仍每年另捐银二百两。违者查禁。”[8](www.xing528.com)
民国初期，民族地区典当缴纳的税款亦在政府财政中占一定地位。如龙州县有“怡昌押、公益押、瑞丰祥共三间，每年每间约纳银二百四十两正”。[9]按此计算，该三典当每年须缴纳税款720两白银，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新桂系执政后，政府大力举办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巨额资金，对典当的征税大大增加。特别是1928年中央政府改订当押营业章程之后，广西当局对境内所有当铺，不论资本多寡，一律年征当押捐400元，另收凭照费40元；1934年改分4等征税，即凡押店资本在5万元以上者年征500元，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者年征400元，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者年征300元，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者年征200元；另外每店年征收营业凭照费40元，1938年起，将此税并入普通营业税征收。[10]如民国22年（1933）至23年（1934），贵县（今贵港市）有典当27家，万生押、集成押等24家典当各年纳“捐照费国币四百四十元”，永昌押、长和押、隆生押等三家典当分别年纳捐照费小洋“五百四十元”“五百二十八元”“五百二十八元”，总计年纳捐照费国币10560元又小洋1596元。[11]据统计，民国22年（1933）全省典当向政府缴纳的捐照费总计为国币78372.27元。[1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民族地区典当所缴纳，在政府财政来源中占有一定地位。
可以看出，当政府财政遇到困难时，向当铺征收的捐税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典当属于高利贷借贷，典当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衰败成正比例发展。近代以来政府对典当业的种种预缴、勒捐和增税，导致典当的开支增大，这对典当的发展不利。正如广西省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指出的：“捐率既重，负担不均，故当押营业终无增进。”[13]在这种情况下，典当必然提高借贷利息，最终受害者是包括少数民族民众在内的广大贫民，这也间接地影响了民族地区社会商品经济正常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