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主身份转化主要指高利贷者放贷获得利润后，通过购买土地或从事商业而转化成为地主、商人或其他身份。
（一）高利贷者转化为地主
在小农经济时代，土地是最稳定和最可靠的财产。很多经营高利贷的地主、富农和商人在积聚了大量货币后，一般都会将资金再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于近代工业。这样就造成社会的资金不是流向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农业领域，而是流入土地市场。因此，社会的资金用于生产投资的就占少部分，而大部分被转移到高利贷领域中来。如雷平县宝圩（今大新县宝圩乡）吕昭丰（壮族）在民国初期家中仅有5亩地，1921年成家后，开始放高利贷，最初每年放3吊钱，后来每年放贷6石稻谷，“放钱贷利息高达七倍，放谷贷利息一倍。……至一九三七年，已有田三十六亩，完全依靠雇工耕种”。[77]南丹县月里乡麻细寨陈光美在民国19年（1930）前还是以帮工为生，后有了一些积蓄，用来放高利贷，并将所赚取的钱财用来购买土地，将经过20多年，就“拥有耕牛两百多头，田地一千两百多挑”。[78]三江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唐生隆“以高利贷起家，由原来只有八屯田迅速增至百多屯”。[79]民国初期，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黄永勋通过“开赌场，做典当，放高利贷”等赚了钱，就购买土地，“有旱田四十多亩，畲地二十多亩，牛五十多头”。[80]
一些官吏在退职后，将做官时聚敛的钱财拿来放高利贷，赚取高额利润，兼并债户土地，成为地主。如南丹土州（今南丹县）“月里区拉堡村附近之卢松原系土官的二爷，退职家居后，遂以在职时剥削人民之金钱，作为高利贷资金，贷给农民，十数年间便占有田约五百亩（每亩约等于四挑），附近之田地几乎全为他所有”。[81]
（二）拥有多重身份
由于放高利贷可以得到高额利润，一些商人在少数民族地区经商的同时又放高利贷，并乘机兼并土地，集高利贷者、地主、商人三位于一体。如清末时万承土州的龙门、昌明、新民、福隆、平良五圩（今属大新县），“在圩上经商的多是外来的客人和本地的目家，资本较雄厚的商业多由他们经营。他们垄断谷物市场或者开私当，谋取高利，将商业利润向土地投资，乘人民生活穷困时，购买民田，变成了拥有不少田地的地主”。[82]下雷土州硕龙街（今大新县硕龙镇）的“小贩刘和利，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来下雷时，只有十九块光洋的本钱，串村走寨，出卖丝线和香纸蜡烛，后来兼熬酒，放高利贷，陆续买进了四十多亩田地，上升为工商业兼地主”。[83]安平圩（今属大新县）的周明记“自1928年初来时只有十块光洋的本钱，九年后本钱增多，除陆续经商和养猪二十头外，还用稻谷二千斤（折钱二万文铜元）来放高利贷，每年本利翻番。……经过短短十多年，周明记从小贩成为坐商、地主兼高利贷者，变为安平街的首富”。[84]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韦公福于“民国十五年（1926）开始经营宰牛生意，民国二十年（1931）起，每年放债200元，年利加5，还不了即利上加利。因此，他家原有20斤谷种的地，到解放前已增到160斤谷种的地了，还有牛30头、枪支2支”。[85](www.xing528.com)
一些基层官吏也参与放贷，兼并土地，从而兼有高利贷者、地主、官吏等多重身份。环江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卢建元在清末民初时担任当地团总，利用权势“发放高利贷，低价购买田地，仅在一、二十年间，便由原来在村内占有几十亩田地，扩大掠夺到村外，田地增加到100多亩，成为毛南山区显赫的大地主”。[86]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郭卜玉廷（仡佬族）于民国15年（1926）起担任副村长，他利用权势大发横财，又从事鸦片贸易积累了一定财富，然后“买了大量的田地、山林，并放高利贷。”[87]
一些手工业者或其他阶层，由于勤俭和善于经营而积累了一定财富，也将余钱放贷，逐渐拥有多重身份。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在龙胜县龙脊乡（今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湖南汉人高绍宗于数十年前初来此地是一个空手的瓦匠，后来将劳动所得除生活开支外，尚剩余一部分，便拿来放高利贷，通过高利贷的剥削，积集不少的金钱，在七星屯买下了房屋，到老年时他成为一个占有一百三十屯禾田（一屯约折合0.33亩——引者注），经常养有一个长工的富农”。[88]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凌乐县（今分属凌云、乐业县）黄国斌“30多年以前他为小手工业者兼自耕农民，专做面条拿到街上去卖，当时面条很好卖，赚的钱就贷放出去，最初年只放10～20元，还时加一倍的利息，第一年不还就加两倍，如借10元的本，到第三年时就高达80元，……后来，他获得的60斤谷种田（12亩田地），全是用这种剥削方法得来的”。[89]
在广西的少数民族中，瑶族是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但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的支系茶山瑶，却占有大量山地，种植杉木，经济相对富裕，他们不但对瑶族其他支系如盘瑶、山子瑶等放贷，而且也对附近汉族民众放贷，并借机购买汉族乡民的土地，“他们在出售杉木之后，往往将这项收入，在蒙山县大兰村一带购买稻谷，借给当地汉族农民。本利积累到一定数目时，就卖谷买田”。[90]从而拥有“山主”和地主的双重身份。
借贷资本流入土地市场，而不是进入商业和工业领域，这就限制了高利贷者向其他领域投资，阻碍了他们向新阶层的转化。因此，从这方面来说，近代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商业和工业不很发达，这与富有阶层将资本大量投入高利贷领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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