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物价平稳和社会安定时期，不管是贷放现金还是实物，只要债户所欠的债款能按时偿还，债主都能收到较为可观的利润。因此，债户通过放贷而发家致富的为数不少。
一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民众，将个人积蓄拿来在民族地区放贷，获益颇丰。在毛南族地区，民国时期，环江县下南乡（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最大的地主卢九皋就是通过向当地毛南族群众放高利贷而发家的，“约在清同治年间，其祖父卢汉章还是挑盐叫卖的小贩。后稍有积蓄，便兼放高利贷。……卢汉章凭借高利贷剥削，逐年夺取农民的土地而暴富，在内陆屯兴修其砖房宅院”。[69]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广东商人在凌云县开设的经营苏杭货的“苏义记”于“民初，由广东罗定县（今广东罗定市——引者注）来到这里，起初做些扣子、红绒丝线等生意，一个簸箕装货件，放在头顶上，从圩头溜到巷尾来来往往，储得些钱，通过收买八角赚钱储蓄资金，经过五年以后，存款三百多光洋，开始做苏杭。民国十六年竟发展到三千五百块光洋以上。悦而生商号光绪末年生意规模已相当大，从民国初起，每年起码囤谷万斤，在新谷登场时，收一百斤谷付出光洋一元，到淡月卖给农民，以一百元卖一元五角，半年多时间，捞上了价值二万斤谷左右的高额利润”。[70]在彝族地区，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仡佬族郭卜福妹的父亲，在民国10年（1921）前是一个孤儿，靠打工维生，后开荒种地，稍有积蓄就放高利贷，“一年放租谷1000斤，按一斗还3斗计（1斗80斤），年收入本利50斗（4000斤）”，[71]逐渐成为当地的富户。
一些小商人在经商的同时，兼营高利贷，赚取利润，财富不断增长。田东县平略乡定罗屯的富户大都是由做小生意开始，靠放高利贷积累财富。光绪年间，该乡阮进财“原先做小生意，等有了一点钱以后，就放高利贷，三月借，七月还，100斤要还300斤，如第二年就要还900斤，第三年则要2700斤，余类推”。该乡“做登街壮族地主黄纲纪、陈登第、李建昌、罗大端、李最新，他们都是由做小生意起家，等到有了一点钱，就放高复利贷。……在这些地主中，用高复利贷剥削农民最突出的是做登街的周丰和李建昌，他们每人每年收的高复利贷就有80000斤到120000斤玉米”。[72]20世纪20年代末，上思县那荡圩六浪村陈华记（壮族——引者注）“将家中产的茶油换来两架衣车，在圩上开缝纫店，并兼贩卖布匹，每年还发放几千东毫（当时20东毫可买稻谷1000斤——引者注）的高利贷，每百毫利息160斤稻谷，由于投机倒把和放高利贷。所以不几年就成为本圩市最大的暴发户”。[73](www.xing528.com)
很多高利贷者往往因放贷而逐渐积累了庞大家产。在桂西北壮族地区经营洋杂货的梁益昌号“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中叶，农民无米下锅，向他借一块光洋，仅购得70斤谷左右，至新谷登场时，赔还150斤谷，每年放款200～300元，同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收入20000～25000斤谷子，到了淡月又以高价出卖，利息上涨一层又一层，成为他们发家的重要手法之一”。[74]清末时期，上思县那荡圩富户江泰然，在成年后开始经商，后积累了巨额资产，拥有大量田地，其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即为放高利贷，“每年放贷的铜钱达100万枚，每千钱50斤谷息”。[75]该地富户陈兆吉、刘兴文等人的发家手段也主要是放高利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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