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在讨论债户地位下降时就指出，高利贷往往使得土地集中到富户和高利贷者手中，而贫民则逐渐失去土地。破产的贫民，一部分沦为佃户，依靠租地维持生存，另一部分则不得已离开农村，另寻出路。因此，高利贷不但是导致部分贫民离村的间接原因，还是导致债户离村的直接原因。债户因借债而离村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债户在当地无法生存，不得已离村另谋出路
债户以房屋、田地、山林等为抵押向债主借入高利贷，在还不起债款时，抵押品被债主没收，他们无法谋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得远走他乡另谋出路。
在壮族地区，这种情况不少。如民国初期，马山县加方乡龙岗村蓝献钱“借了蒙世仁3斗玉米，3年还不了，利上加利赔不起，就被迫以岜曹弄场3亩畲地顶3斗玉米的高利贷。蓝献钱只好流离他乡”。[44]姜茂生（解放军少将，壮族）对民国时期凤山县壮族地区的情况回忆到：“许多农民由于交不起苛捐杂税，还不清田租、高利贷，被迫以田地、房屋、儿女作抵押，弄得家破人亡，骨肉分离。”[45]
在侗族地区，三江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农民石培辰，因借100元东毫无法偿还，将所有田地、房屋全部卖出才还清，“已变成赤贫之户，在本地无法谋生，只好迁居到本县斗江一带，帮人撑船拉货上下柳州，有时还须卖月工为生”。[46]
在瑶族地区，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如西林县瑶族地区，“有些农民由于年复一年地遭受地主的高利贷剥削，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没有丝毫能力还清地主的高利贷，而且贫困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只好带着家小，外逃他乡”。[47]贺县（今贺州市）瑶族地区“（民国时期）有不少的人家因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48]该地赵有舍在1946年“借了6担谷子，为一本一利，一年之后要还18担，这样，四年之后还不清了，把房子田地都卖掉了，家里的人也跑散了，他给人家打零工为生”。该地的赵庭龙借陈富有谷子2担，利息是50%，三年后还不起，先将田地卖掉，又“将家里的工具等物一齐卖光，又卖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因而妻子跟儿子走了，他也逼得跑至湖南，解放后才回来与妻儿团聚”。[49]全县（今全州县）瑶民周开曾向文有如借钱，“加5%的息，几年后有半间房、二个女、田地等等都卖光了，还还不清，结果到外面去讨饭吃”。[50]该地瑶族的歌傜也反映了这一问题：“我们瑶家住东山，田地又少水又难，地主收租又收税，收起禾镰缺口粮。父亲四十去躲债，妹子十五无裤穿，我今被抓去当兵，八十奶奶泪涟涟。”[51]歌傜中的“躲债”即债户离乡。
（二）债户有意逃债而远走他乡或沦为盗匪
一些债户因借入高利贷，无法偿还，在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沦为盗匪或远走他乡。清末壮族文人韦麟阁[52]《绿林叹》中“逼得民穷穷便匪，绿林蒿目遍山陬”。[53]就反映了繁重的租税和债务逼得农民上山为匪。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曾回两广征兵，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因欠债无法偿还的债户为逃债而加入黑旗军，战后“黑旗军有两万多人，刘永福只带了几千回国，其余的都流落在中越边境一带，这些不愿回国的人。大多是因在当地有杀人案件或是欠有债务的”。[54](www.xing528.com)
（三）债户而受债主的威胁而不得不逃离，或债户子女被债主出卖到外地
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一是债户为债主所逼而不得不离村。如都安瑶族富户蓝士宽“1947年放债给蓝玉姣玉米100斤，还不起，当年就去蓝玉姣家牵走猪羊三只，家具抢光，把玉姣赶到第八区住（当时文华是第九区）”。[55]二是债户因无法还债，将子女抵债，债主将债户的子女出卖到外地。如民国30年（1941），改土归流的养利州桃城圩（今大新县桃城镇），壮族农户“覃延图因为无米下锅，借了本街商家卢辉记伪币三十五万元，三年后利上加利，无法清还，就以自己八岁的女儿抵了债，后来卢就将该女孩卖到驮芦去，解放后才回来”。[56]三是债户出卖子女以偿还债务。如民国时期，上林县正万乡“陶老满也因还不起地主的高利贷，被迫一连卖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带到宜山县龙头村去卖，只换回猪肉10斤”。[57]
亦有少数民族债户因所欠债款无法偿还而离村，后走上革命道路。如田东县平马镇赵润兰（壮族）于民国13年（1924）“向村里财主借了300块银元，出去跑生意，可是只做了一年多久亏了。他将家里的10多亩地大部分变卖仍还不清债”。为躲避债务，他先到乐里（今田林县城）当兵，后受革命影响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二团第一营政治指导员、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9年被新桂系军队杀害。[58]
（四）高利贷与民族迁徒
除了个人因无法生存而离村外，一些少数民族支系或村寨的集体迁徙亦与高利贷有关。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南丹县大瑶寨瑶里乡里化寨的黎姓瑶族，原本居住于贵州，后逃到南丹县瑶乌洞（今南丹县董甲乡），在该地住了四、五代人后，迁到八圩附近的五塘村，住了四、五代人后，“因内部不团结，经常告状，花钱很多，只好向汉人告贷，但利息很重，还不出债利，只好卖田卖地，迁来质化寨居住。”[59]南丹县的潘姓瑶族，“原住宜信（今属宜山市——引者注），因汉族坏人欺势弱小，把他们赶到河池县的唐甫。在那里住了十多年，又因田地被人强占，才被迫搬至瑶寨居住。”[60]该地瑶族因田地被“强占”的原因，与他们因典当田地或因借贷出卖田地有关。
广西的水族主要分布于今融水、宜州、南丹等地，是近代时期从贵州荔波等地迁入的。20世纪前期，水族不断迁入南丹县水龙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遭受灾荒，欠了地主的债而被迫逃走”。[61]关于水族迁入广西南丹等地的时间，水族后人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到：“先辈逃荒来到广西西北南丹县六寨镇一个偏僻山村，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现居在南丹境内的一千零三十八人水族居民，大多都是旧社会从贵州省的三都、荔波和独山县迁来的。”[62]根据该资料，可以认为水族迁入广西的时间是在20世纪20年代。但水族迁入广西后，因无土地，不得不租入土地耕种，由于地租繁重，收获不多，再加上他们需要修建住房等，又“普遍向地主借钱借谷子，遇到青黄不接和家中有丧事时，也要向地主借债”。[63]
少数民族债户因借入高利贷而无法偿还，不得不远离他乡。这些人已经被高利贷者吸去了最后一滴血，往往是身无分文，流浪外地，不但使得他们的生活日渐困苦，而且成为影响乡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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