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地区商店放贷：乡村经济社会研究

广西民族地区的商店大多为汉商开设，他们在销售商品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民众放贷。这种来自商店的放贷在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根据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和考察，其放贷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现金放贷

近代时期，在广西民族地区圩市村寨开设商店的除了商人外，还有一些富裕农户、圩市居民等。和一般的农户相比较，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来说较为富裕。他们利用开设商店的机会，亦向急需现金的乡民放贷。如龙胜县平等乡（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汉族商人吴通杰所开的“公益商店”，对侗族民众“放过不少高利钱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几年内，每年向成坪、半河、盘坪等屯农民借出五千多吊铜元，利息都是百分之百”。^[148]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瑶族地区，商店大多为外地商人所开，瑶民向他们借贷，“借一元钱，一圩（三天一圩）要还二元”。^[149]桂西北壮族地区，“淡月间，八角果未成熟，农民生活困苦，绝大部分人都跑到街上向商人借钱，待八角成熟后，收回拿来去顶债”。^[150]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壮族地区，“商号放高利贷，利息达200%～300%。”^[151]

（二）预买作物

预买作物，又称预购作物，这是从债主的角度来说的。若从债户角度来说，则称为预卖作物，指农民在农产品收获之前，因急需现金，将正在生长的作物作抵向债主取得贷款，秋收后以成熟的农产品偿还。其手续很简单，债户在需要借贷时，向债主告贷，双方议定价目，债主付钱给债户，至农作物成熟时，债户要如数将农产品交给债主。在广西民族地区，经营此种借贷的主要是商店。商店向债户发放债款，要求债户将来以农产品偿还，实际上也是商人通过高利贷来收购土产的一种方式。

由于各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及种植农作物类型的不同，商店向农民预买作物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预买粮食作物

广西大多数少数民族种植的粮食作物是谷物，因此，预买谷物成为商人预买作物的最主要方式。民国时期，都安县（今都安瑶族自治县）“买谷花”十分普遍，一般是富户和商店在三月放出货款，七月新谷登场时还，为期不到5个月，利息极高。该县瑶民吴志龙在民国5年（1916）向地主吴忌前借东毫13元，每元东毫折玉米80斤，合1040斤，而当时一元钱只折合玉米30斤，由此算来，借入的13元（约值390斤玉米），而到期后要以1040斤玉米还，不到半年时间，利息就远远超过本金。^[152]在大新县，放谷花的利息逐年升高，“谷花开始利息是50%，后来增加到80%，最后是100%，荒月时增到150%”。^[153]在蒙山县瑶族地区，有“放六谷花”，当地的富户和商人乘农民缺钱之机，向农民放款预购六谷，如民国20年（1931）4月，龙斯麟的商店以5元东毫预买了农民庞成府100斤六谷花，而当时六谷的市价是每100斤10元，而到了冬季六谷收获时，每100斤的市价已涨到16元，历时仅几个月，该商店就获利两倍以上。^[154]

2.预买经济作物

因不同地区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不同，商店的预买方式也在不同地方有区别。

“放豆花”又名“买新豆”，即农民将未成熟的黄豆预卖给债主，以得到借款。如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富户和圩镇里的商人到了农民缺粮的夏荒季节，趁农民急需用钱之机，向农民“放豆花”，放款给农民预购黄豆，到新豆收获后才收货，预购的价格，仅为实际价格的2/3甚至是1/2。放款与交货的时间，相隔不过三、四个月，债主就可获得高额利润。^[155]宣统二年（1910），该县托峒圩莫仁昌等人合股开设了一家商店，“最初资金为银币二千元，经过三年多的经营，其资金发展到五千元，这商店经营范围，虽然名义上是布匹和百货，但实际上还进行放款预购黄豆的高利贷剥削”。^[156]

和一般私人借贷方式不同的是，私人借贷多是在借贷时就明确地规定了或高或低的利息，预买作物则不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没有明确规定利率，实际上，它的利率不但存在，而且极高。预买作物是债主通过低估债户农作物的价格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的，预买价格的制定，不是由贷方决定的，而是借方说了算。由于春荒谷价昂贵，秋后谷价低廉，往往荒月借买一担谷的价钱，秋后需数担谷才能偿清。因此，这种借贷的利率具有隐蔽性和残酷性，它以表面上的无利息掩盖了其本质上的高利率，它是一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高利贷借贷方式。(www.xing528.com)

（三）赊销

赊销，又称赊卖，即商人将商品赊给顾客。对债户来说，则称为赊借，则称赊店账。这种借贷，既是商业信用的一种方式，又具有实物借贷的性质。由于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民众大多贫困，当他们在购物因无法支付现金，就用赊账的方式代替。

赊销是商人经营的一种方式，在乡村经济较为落后，农民生活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商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大大增加其销售量，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民国时期，环江县六圩（今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经商的谭文浩（毛南族），“经营方式灵活，除天天开门卖货外，对一时缺钱而需货的乡亲，可以高于货价的价格赊销。所以，生意格外兴隆，每10天可以卖出200多元东毫的商品，资金周转较快。……成为本地首屈一指的商业户”。^[157]而农户因经济困难，难以支付现金，故对商店这一做法十分欢迎，因而这一放贷方式在民族地区乡村借贷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柳城县1个村，借赊店账的债户占全村户数的25%；来宾县（今来宾市兴宾区）3个村，借赊店帐的债户占全村户数的18%； 宁区（今属南宁市城区）2个村，借赊店账的债户占全村户数的36%；扶南县（今属扶绥县）2个村，借赊店账的债户占全村户数的9%；同正县（今属扶绥县）6个村，借赊店账的债户占全村户数的12%。^[158]

商人赊给债户的物品多为农具、肥料及米、油、盐、布料等生产资料和日用品，债户还债则用钱或农作物。债户所欠的赊店账，一般是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以现金或折成谷物偿还，到期如果还不清，就变为高利贷。这种由商业交易转变而成的高利贷比一般的私人高利贷的利率更高，有时利息可达到本金的几十倍，其残酷性是一般的高利贷所望尘莫及的。

在交易时，商人还常常利用少数民族见识浅陋等弱点，除了将赊购商品的价格提高几成外，还在质量上以次充好，在分量上压低斤秤，加以榨取，甚至额外加上利息，从中获取暴利。有时商人甚至会根据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的高低涨落，随时改变债户还债方式和内容，强迫债户以债主最需要、最能给债主带来利润的物品偿还，从而得到惊人的暴利。民国27年（1938），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瑶民赵金虎于向宛田圩秦英兰铺号赊了两支带电池的电筒，价钱是7枚广东双银毫，规定秋后还300斤谷子，到秋后，谷子已经涨了价，秦英兰便将谷子折成银毫3元（30枚广东双银毫），后又折成八担土纸；次年，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桐油价格下跌，秦又将八担土纸折成24.5元光洋，再将光洋折成20担桐油，并以赵金虎的山为抵。民国29年（1940）桐油价格大涨，每担桐油售20元，赵还不起，那座山便归秦所有。^[159]民国36年（1947），平南县桂田乡桂田村的瑶民黄文品赊购了张春如的土布一匹，裤子一条，爆竹一包，直到当地解放时，黄已陆续给张交过3900斤桐子，最后还欠900斤。^[160]由此可见赊借的利率之高，对债户造成的伤害之大。

赊销往往与预买结合在一起，即商店将商品赊销给债户，要求债户将来以农产品偿还。对债主而言，他们在赊销商品给债户时，就规定好了需要以将来收获的作物偿还；对债户来说，他们在赊入生产生活必需品时，只得以正在成长的农作物作抵，他们往往承受着双重负担。如民国某年，“（龙胜）东区有一贫民向商店赊入12两食盐，9年结帐还了他50几屯田（每屯田约二分），加上3间瓦房。西区有一农民赊一对蜡烛，两年结帐还了20几斤茶油。又某区商人赊出一斤半油，六年结帐，还了50多屯田”。^[161]在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小商店更利用苗傜青黄不接的时候，在山中经营着‘放五倍子’（即在五倍子未收获的前先交少量货物与苗傜，而在五倍子收获以后，索取更多的五倍子）、‘放禾把’（借钱与苗傜，在收获时收回禾把）等高利贷的事业，贫苦的苗傜，为着生活的压迫，不得不饮鸩止渴。”^[162]

在这两种借贷的过程中，货币所表现的功能不是在商品让渡之后支付，而是在商品让渡之前支付，购买农民产品和销售自己的商品给农民的商人同时又是债权者，出售与购买商品的农民就成了债务者，这就使得买与卖的关系颠倒表现为债权者与债务者的关系，货币在这一交易过程中就失去了其流通手段的职能。本来，农民的产品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是可以增殖的，但商人的预买与赊销使得这一交易变成不等价的了，农民的辛苦劳动还不能清偿利息支付，更谈不上赢利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预买与赊销排斥了货币在商品交易中的作用，阻碍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的进程，从而使得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变为原始的物物交换。也就是说，在这一交易过程中，自然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黄宗智在论述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时说到，对农户来说，这种农产商品化并非如想像一样，给农民带来多大益处，因为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属于贫困型商品化，农民出售农产品，并非因为有了剩余，而是为了缴纳租税、偿还租贷和应付生活所需才出售农产品，主要是生存和必需，而非谋利推动商品化的进程。^[163]因此，从某种方面来说，广西民族地区的预买和赊销，既是商人的放贷方式，更是其收购农产品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使得高利贷资本进入农户的小生产中，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农户的生产，“农民往往受商店的挟制与支配，甚不利也”。^[164]这种民族之间的带有商品交易性质的高利贷，是一种极端不等价的交换，不但使得经济落后民族的经济更落后，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四）兼营典当业

本文在研究典当业时指出，近代广西典当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大的圩镇。在民族地区圩市和村寨，当铺除在圩市有部分外，一些商店在经商的同时兼营典当业，但规模较小。清嘉庆道光年间，环江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莫尚德之子莫如谦、莫如忠兄弟曾合资开‘皇当’，同时还开建雅峒五圩，在那里开设商店，经营布匹和杂货”。^[165]在大新县全茗街，民国初年广东商人所开的“黄明记”商号，仅有资本1000元，却同时经营私押、烟土、蒸酒等业务；另一家商号“曾四兴”，在贩卖烟土的同时也经营私押，总资本也不过800元。^[166]而兼营典当的商号及小押就更多了，如在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没有专业当铺公开挂牌营业”，居民不到三百户的东门街，“兼营典当的商号，富绅和债利生活者就达二、三十户之多”^[167]。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解放前有几家当铺，也兼做其他买卖”。^[168]

综上所述，商店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放贷，大部分属于高利贷，其利率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户生产所得的利润，这种放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生产生活，但对农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同时，民族地区的商店大多为汉族开设，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放贷活动，尽管暂时解决了民众的经济困难，但因利息高昂，加大了民众的负担，甚至导致商人与民众关系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