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种植业是农户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家庭利用植物的生活技能，采取栽培和护理措施，以取得产品的一种生产活动方式。农业经济学认为，种植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种植业包括粮、棉、麻、瓜、菜、饲料及其他作物的生产；广义的种植业也还包括果树、林木等生产。[34]按照广义概念，种植业主要包括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饲料作物、家庭林业等。
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蔬菜作物如瓜、菜等的种植因投资较小，一般的农户无须借贷。至于饲养家畜而需要的饲料，大多是农户种植的农作物的茎叶、粮食加工后的副产品及采摘的野菜之类。如在壮族地区，果德县（今属平果县）农户“饲猪多用糠皮，树叶，薯藤，玉米等物”。[35]环江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壮族养猪的“饲料主要是野菜，但也还要掺合一些玉米或细糠；冬季野菜少时，则以红薯藤为主”。[36]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农户主要种植稻谷，“杆可饲牛”[37]。农户饲养耕牛主要采取放养的方式，很少有人为养牛而专门种植饲料作物。龙州县“以水草丰盛之故，适于饲畜，农家利用山野草场，专饲牛只贩卖者不少”。[38]百色县（今百色市）“原野极多，水草丰盛，……（农家）赴山割草，运回饲给”。[39]在瑶族地区，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农户“养的耕牛，常常不敢回家里，任随他在山上吃宿的，然而养得又肥又壮”。[40]部分瑶民甚至将猪也放出山野，任其觅食。20世纪30年代，任国荣调查时，就发现瑶民将“猪牛放出山野之外”。[41]“屋前屋后的猪牛，都是随便乱放，随便留它在外面过夜”。[42]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户不需要专门投资种植饲料作物，但他们在从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树木等种植时，因投资较大，贫困农户往往需要依靠借贷解决。
（一）粮食作物种子需要借贷
农家春耕时借贷粮食种子的情况，近代时期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很普遍。特别是在灾荒时间，据一个美国人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江三角洲的调查，“灾年中，许多饥饿的农民由于要买种子，还得买口粮，以便下茬耕种。这样，他们的负债就加大了。为把钱借到手，就得把仅有的土地典当出去，或答应秋后算帐，以收成抵债。当他们用贷款买回种子、农具时，其价格当然是较高的”。[43]该地经济在全国尚属富庶，尚且如此，经济较为贫困的广西民族地区的程度更为严重。
清末至民国前期，象县（今象州县）“农民之种籽耕牛，其不出于高利贷者，百无一二。”[44]抗战时期，广西曾两次遭受日军入侵，日军的烧杀劫掠给广西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桂南会战期间，据民国29年（1940）广西省动员委员会战地工作督导团第一分团的调查，桂西南地区“经敌蹂躏之县，耕牛种子皆已无存”。[45]战后，这些地区农户因缺乏种子而难以生产，政府为恢复农业生产，曾对战区各乡村进行了救济，史料有载：“省府为救济收复区贫苦农民购买种籽肥料，以□恢复农事，而安定民生期间，经商请善后救济综述广西分署予以救济。现准该署电复，允将第二期业务费一亿四千万元，全数分发收复区各县局贫苦农民购买种籽肥料之用，并托由本府合作事业管理处代为办理。”[46]但因需要救济的农户较多，政府所拨款项有限，很难真正解决贫困农户困难，农户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决生产所需的种子问题。
一些农户在耕种时借入种子，因需支付较高利息，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如在富川县（今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民罗生秦租种地主的田地耕种，欠租未交，1947年因“没有谷种，只得向地主借贷，第三年秋交租交债共1000余斤稻谷，将收获全部稻禾交给地主，全家只好吃杂粮度日，下一年还得向地主借谷子种田，年年都是如此，总脱不了租债的剥削”。[47]
（二）经济作物生产和销售受高利贷资本控制
柳州、武鸣等地自清代以来就是广西的重要烟草基地，种植烟草的农户也常常借贷肥料。近代时期，这些地区农户种植烟草更为普遍。民国时期，“烟草种植以平南、北流、柳州、武鸣等地产量最多，其中武鸣占全省的30%左右”。[48]据统计，民国22年（1933）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烟叶种植面积为31398亩，产量为40236担；民国26年产量为28960担，“每届烟叶上市，东南各墟，交易倍旺，乡村道村径，肩挑车运者皆属烟叶，尘舍墟屋，堆积充栋者，亦莫非烟叶”。[49]
烟草种植需要大量肥料，“一般每干株烟至少放50到70斤花生麸，最多达100余斤”。[50]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很多收购烟叶的烟庄对烟农放贷，如民国时期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的黄恒栈、曾兴记、广安、荣记、何鸿福、光源利等烟庄在“农户缺乏资金或麸肥即帮他们筹谋或签约，发放麻麸肥料等。未下种先签约，产品一定要卖给他们”。[51]民国后期，武鸣烟叶种植逐渐衰落，烟农借入烟庄的高利贷而导致成本增加是重要原因之一，如学者所言：“近年来烟量渐减，烟业衰落，推其原因，以百货腾贵，种烟之成本增加，烟叶市场之价格，虽见增加，而其利皆在烟商，烟农所得，几无焉！”[52]
农民因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而借贷肥料的情况更为常见。民国初年，柳州城郊的个体商店，春季时向附近的农户贷出“肥料、面粉、米谷等”，在秋季，“债务人收割作物时，不论多少，全部要交给债权人，抵偿货款，不许外售，否则，如经发现，则以违约论处”。[53]据1909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柳州的调查，当时柳州只有一个砂糖精制所，该所的产量，“丰年时是四十万斤左右，歉收年是三十万斤左右”。制糖的原料主要来自柳州郊区的窑埠、秦家村及柳城县的白沙村等地，为鼓励蔗农种植甘蔗，该所“在每年春季出资给农家购买肥料，培植蔗苗”。[54]民国23年（1934）的调查显示，“据说柳州农民借肥料，卖禾花，一转移，多至一本三利”。[55]“一本三利”正道出了借贷利息的高昂。据20世纪30年代骆君彇对柳城县263村的调查，农户“借债的用途，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购买粮食及必需品者（按：此处之所得必需品者，指耕牛及肥料而言）”。[56]
部分少数民族农户在投资种植经济作物时，因资金缺乏而借贷。如民国时期在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一些壮族农户“因改种鸦片，一时投资较多，故而借贷”。[57]
贫困农户的经济作物的销售，更是深受高利贷资本的控制。如在富川瑶族地区，当地黄豆、桐油种植较广，但在销售时，种植户“不是一次出卖。农民出卖多为生活所迫，出卖的目的多是为了还地主的账。地主出卖的目的，是为了得钱放债”。[58]这说明，贫困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在很大程度上与借贷有关，而富户则将种植经济作物出售获得货币用于放贷。(www.xing528.com)
（三）家庭林业中的高利贷
广西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于山区，家庭林业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副业。很多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也种植树木，待树木长大后卖出，以获得收入，贴补家用。近代时期，广西瑶族、苗族、壮族等民族地区的林业中也普遍存在高利贷，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租地借钱种树。一些贫困农户因无山地或缺少资金，不得不租入富户山地和借入资金种植树木。大苗山（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杉木在近代前种植较少，近代后渐广。据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考证，当地“约在200年前，种植杉树尚未成为专业。……鸦片战争后，随着商业的发展，杉木也大量商品化了”。[59]该地“专门经营木材生意的多数是大商人，大约有10～20家，……他们经营木材多是从买山种杉树开始”。[60]因销路较好，很多人开始租地借钱种植杉树。该地贾老芳（苗族）租种富户叶长发的一座山场，“借了6元银毫做伙食费、买工具，种了12年山，育成1万6千株杉木，叶家来收债，要去8千株杉木顶‘山租’，剩下的8千株又顶了6元银利滚利雪球帐，最后只补了12元银毫给贾老芳，便把他赶下山”。[61]该地苗族杨保祥“借地种杉3万株，好容易培养到3寸到5寸围的时候，长的整整齐齐，眼看就要成材了，即被地主强迫每株按一仙半银子收了回去”。[62]
二是债户与债主合作种植树木，成材后双方平分。20世纪30～40年代，在桂北苗、瑶族地区，山主与山丁之间普遍存在高利贷。其运行程序大致如此：山主占有山地，招聘山丁为其种植杉树，山丁在为山主种植杉树期间，其生活开支通过向山主借贷解决，25年后杉树长大，山丁与山主平分。此种合作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双方平等，各得所需，但实际不然，杉树幼苗从种植到长大成材，至少需25年以上，在此25年之中，山丁因一无所有，不得不向山主求借，日积月累，为数甚巨。因此，“在种成杉林之日，山丁所赢得杉林总量的半数，由于偿还二十五年中借山主的债务，已所剩无几。故全山杉林种成的时候，山主是笑逐颜开，增进一批大大的财产，山丁则怨天怨命，依然故我。两手空空！”[63]
因山主放贷的利息较高，山丁往往一无所获。如在苗族地区，山丁因种植杉树而向山主的借贷，条件比较苛刻，“在归还时，不到1年的时间也要以1年来计算。……等到山丁无法还债时，（山主）就乘机压低价格买下山丁分占的杉树来抵债，从中更可大捞一把”。[64]
需要指出的是，山丁在与山主合作种植杉树的同时，还有“为山主做无价劳动与送礼”[65]等超经济负担，这对山主来说，是一笔额外收入。
三是预卖树木，即债户将自己土地上的未成年的树木预卖给富户而取得借款，但债主并不立即砍伐树木，而是在若干年后再砍伐树木。这种借贷形式有不同地区称呼不同。如太平土州（今属大新县）壮族地区盛行卖“材木花”，[66]运行程序也差不多。
少数民族贫困农户在种植树木过程中因需要租地或借入高利贷，导致他们所获收益不多，甚至收入不足以支付开支，这使得投资种植树木的农户日渐减少，导致少数民族家庭林业逐渐萎缩。如民国时期的苗族地区，“直接生产者既遭此苛刻之剥削，对于生产之兴趣自必渐减，故近年以来，苗人对于开山植杉，多不愿问津，以致融江上游各地杉木有日渐荒落之势”。[67]据记者调查，“三江融县苗傜所中的杉木，都由汉人以贱价购去，苗傜人仍得不到多大利益”。[68]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贫困农户在从事种植业时，耕牛和劳动工具大多需要借贷。对从事稻作生产的农户来说，耕牛是他们耕作时不可缺少的。一般的贫困农户因缺乏耕牛，不得不借入，这在本文第三章中的“耕畜借贷”部分已有分析。本文在论述典当业时说到，贫民在缺钱少粮时，将物品抵押给典当，获得借款。但贫困农户因缺乏价值较高的物品，他们不得不将农具拿出来抵押给典当，耕作需要时再赎回。在开设有典押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常常前往当铺和小押借贷。19世纪初中期，贵县石龙（今贵港市桂平市石龙镇）、黄练（今贵港市覃塘区黄练镇）、三里（今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石卡（今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大圩（今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镇）等地，“穷人典当的东西什么都有，从日常用的被服、蚊帐、鞋袜、桌椅、板凳、铜器、铁器、锡器以及耕田用的锄头、犁耙、水车、铲子、禾叉、牛车”。[69]咸丰年间，象县（今象州县）“大乐圩有当铺，犁、耙、衣服都有人拿去当。”[70]农户在典当时的“春当秋赎”，正好与农户的生产过程和农作物种植季节一致，这表明农户在劳动工具上对典当的依赖性极高。农户的农具一旦抵押给当铺，农具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而属于当铺所有。因此，农户春耕时赎回农具用于耕种，从某种方面来说亦是从当铺借入农具。而春季农户将冬衣棉被典当获得现金，亦可为春耕生产提供资金。从这方面来说，少数民族农户的春耕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借贷，这正如史家吕思勉先生文中所写的“乡间无典肆，民必无以春耕；城市无典肆，命案即将增多”。[71]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农户在从事种植业时，在种子、肥料、耕牛、劳动工具等方面受高利贷资本支配，这使得他们收益的相当一部分为高利贷者所占据，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种植业的长期停滞不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众在借贷时，虽需付出较高利息，这种资本也是他们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对维持他们的小农生产运行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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