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在分析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盛行原因时指出，天灾人祸及民众的生活陋习是导致其借贷的重要原因。这种借贷，若发生在亲友近邻之间，则属于友情借贷，大部分不要利息；若是向高利贷者借入，就须支付较高利息。近代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民众借贷用于应急性消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婚丧喜庆
民众在发生突发的应急性消费如婚丧喜庆生病等时，因花费甚多，个人和家庭无法解决，不得不依靠借贷解决。上林县瑶族地区，瑶民“每次丧葬大概要花4000铜板左右，如果家里没有钱，就向地主借贷。瑶族人民因丧葬而负债的为数不少”。[13]贺县（今贺州市）瑶族，“在婚姻费用方面：过去由于用费太大，有不少的人因结婚而欠下债，有的则无法成婚”。[14]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民的借贷契约中，多有“因无钱急用”[15]字句，即说明了瑶民借贷多用于家庭应急。在隆林仡佬族地区，“女方家里提出的数目往往高于男方的收入，常使男方拿不起而作罢。有的父母为了儿子婚事而负债”。[16]在柳城县，“社会上人们一味追求光彩体面，醉心于繁琐礼节和奢侈的排场，钱物花费很大，就是中等家财的，经这样的繁华奢侈办婚礼，几乎家败业破了。婚后，男女负债累累……婚事是一场大灾难，它像一座泰山压在北乡人民的头顶上透不过气来”。[17]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民国后期上思县那荡乡那坡屯共18户，借债者7户，借债的用途“用于婚丧、食用、病难者占28%，用于婚姻者占72%”。[18]可以看出，民众借贷用于婚姻方面的比例极大。
（二）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特别是天灾人祸与借贷互为因果，民众因灾害而借贷，他们在借入高利贷后，往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他们负担。马克思指出：“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乏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19]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农户在遇到各种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借贷。这种情况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极多。据广西省农林局1934年对岑溪（今岑溪市）、贵县（今贵港市）、柳城、来宾（今来宾市兴宾区）、隆安、横县、邕宁（今南宁市邕宁区）、扶南（今属扶绥县）、同正（今属扶绥县）等14县35村的调查，债户借贷“用于生产者不过百分之二十四，用于消费者百分之七十六。可见多数以解决其饥荒为目的”。[20](www.xing528.com)
（三）其他情况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民众往往也会因其他的消费和需要而借贷。
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乡村，一些人因外出求学、务工等而借贷盘缠的情况也常见。如壮族学者黄现璠，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民国15年（1926）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家贫无力支付有关费用，只得向亲友借贷，据其子黄玉田的回忆：“为了筹一笔赴京入学的路费和生活费用，他家里只好杀一条中猪来邀请亲友们到家作客。席间由黄现璠本人向亲友们求借入京路费，并保证将来如数归还。在亲友们解囊相助下，他才能筹到一笔进京费用。”[21]黄现璠向亲友借贷，从表面上看无须付出利息，但其家里为招待亲友而“杀一条中猪”，亦可认为是预先支付利息。据欧致富[22]回忆，他在8岁时，父亲“借了村上有名的阎王债主黄恒栈三十斤谷子当学费，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小学校。”[23]使他“在那里渡（度）过了三年美好而珍贵的时光”。[24]
一些人在违犯了当时的法令而被官府追捕，因逃生而借入盘缠。如旧桂系领袖陆荣廷[25]16岁时（1874）因偷盗被衙役追捕，其好友黄荣安、颜同“两人凑合了五十文铜钱，再加几把糯米，叫他从家里后园爬墙出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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