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少数民族民众大多较为贫穷，他们的辛勤劳作，主要是为了维持简单的生活，但由于土地贫瘠、地租沉重、捐税繁多、工具简陋、生产技术落后等原因，他们劳动所得往往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特别是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大部分民众不得不依靠借贷解决。如靖西县“光绪末年，很多人要靠借债典当过日子”。[2]雷平县（今属大新县）壮族地区“各乡村，皆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无大地主，每年收获，不足衣食，故有因而举债者，为豪绅高利贷所剥夺，其穷困诚有不堪设想”。[3]据民国31年（1942）6月对南宁城郊7个村564家农户的调查，欠债的有223户，债户的欠债大部分用在消费方面。[4]按借贷内容的不同，民众借贷用于食用方面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农户借贷粮食大多用于食用
近代时期，在广西乡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民众借入粮食大多是为了食用，而不是拿来变卖获得货币用于生产。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恭城县三江石口村（今属恭城瑶族自治县）等地瑶民，有70%至80%因粮食不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5]宜山县（今宜山市）瑶民“荒月还没开始，他们已经受到了米荒的袭击，只有忍受“‘斤上斤下’（一斤米，一斤利）的高利贷的剥削了。”[6]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邕宁县永宁乡（今属南宁市城区）149户农户的调查，这些农户在“解放前”借入粮食93265斤，平均每户约626斤。[7]由每户粮食借入数额可以看出，粮食借贷占农户粮食收获的比例亦是相当高的。
（二）农家借贷货币用于购买粮食
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民间借贷内容，除了粮食借贷外，还有货币借贷，但大部分乡民借入货币不是用来投资或用于生产，而是用于购买粮食解决生存问题，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如融县（今分属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苗族的借贷，主要用于生活，“借贷的方式，是货币的居多，借粮食的，却占少数。这虽是因为苗人粮食的稀少，而实际上，乃是高利贷者加重剥削的一种手段。他的利息，是按月计算的，至少是在三分以上。所借的数目虽是不多，但大多数是用在购买粮食，维持生活方面”。[8]又如20世纪30年代骆君彇对柳城县263村的调查，农户“借债的用途，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购买粮食及必需品者”。[9](www.xing528.com)
（三）乡民借贷其他物品变卖后用于购买粮食
在广西民族地区，还有一种借鸦片还稻谷的形式，一些债户借入鸦片不是为了吸食，而是变卖用于购买粮食。如在南丹县，鸦片种植广泛，在市场容易销售，贫困户遇到困难时，就向债主借入鸦片，卖出以换取粮食，将来以稻谷还利。一般是“借鸦片一斤（三元多），一年还利息稻谷一石”。[10]该县里湖乡乡长廖凤章于民国36年（1947）“借鸦片一两九钱给当地孙永辉，后因孙无力偿还，廖就将他的十五挑谷田霸占，以抵偿债款”。[11]
猪肉借贷的情况也差不多。抗战以后，货币贬值，谷物生产亦受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降低，地主不轻易放出多余的粮食，借贷者只好从债主借入猪肉，将其变卖再购买粮食或以猪肉直接换粮食。如民国30年（1941），上思县那荡乡很多壮族农民在缺粮时难以借到粮食，不得不“借取猪肉变卖再购买粮食，或以猪肉直接换粮。这种借贷形式直至解放前夕依然存在。借贷者同样必须立契质押，借百斤猪肉则写上必须偿还本例200斤，还时以肉抵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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