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自古以来就崇尚宗族与祖先崇拜，维护小农家庭稳定性的成本绝大部分体现为对祠堂等宗族公共设施的修缮以及农家婚礼丧俗费用的支付。尽管农民平时生活节俭，但在婚丧喜庆等人生大事上，却常常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大操大办。他们追求的这种炫耀性消费（又可称为“面子消费”）的目的是引起乡村和家族中其他农户的企羡或对“光宗耀祖”理想的实现以及对家族面子的追求等。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家庭预算出现赤字从而诉求于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婚丧嫁娶等“面子消费”。
据调查，这种现象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乡村非常普遍。以瑶族地区为例，在富川瑶族地区，“要娶一个媳妇，男方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是非常惊人的。有的为筹集昂贵的彩礼熬白了头，有的则为此负债累累，甚至是倾家荡产”。[83]龙胜红瑶的婚姻，“迎娶时由男方摆酒，名曰大酒……女方来吃大酒的人有女方的祖母、母亲、舅公、舅娘、叔、婶、伯、伯娘以及兄弟姐妹等，除此之外，所有女方的家族，每户来两名。遇到女方是大族，对男方来说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84]据庞新民于民国17年（1928）和民国20年（1931）两次对广西瑶族地区的调查，瑶族结婚时消耗的猪肉极多，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傜人在结婚之时，戚朋多到家大嚼，每食皆以猪肉为主要食品，故板傜结婚，有须肉千数百斤，至少亦七八百斤。正傜花篮傜则较少，至多五六百斤即足”。[85]三江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瑶族，“其婚费过多，贫者每有养猪还债，一世不清，累及后代者。故傜人之贫乏，此一因也”。[86]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的婚事花费极多，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近四五十年来，一个中等家庭，办一次结婚酒，少则三十台左右，多则五十台，连续两餐，至少要猪肉五百至八百斤（包括送嫁放的财礼肉），酒米各五六百斤，银钱百元。……有的人家，一二十年还不能偿情债务，严重地影响家庭生产和生活”。[87]20世纪30年代，桂平县（今桂平市）“特族每户每年平均要花至少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迷信费用。”[88]
丧葬是民众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们不仅相信丧葬礼节会影响死者在阴间的地位，而且会波及生者的兴衰，丧葬仪式的隆重与否也是生者对死者尽孝道的一种表现。如百色县（今百色市）瑶民认为“人死后有灵，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并认为如果给死者赎罪，魂魄就可升上天堂”。[89]贺县（今贺州市）瑶族认为人“死后有灵，生活在另外的一个世界，过着与人世间相同的生活”。[90]因此，一般农家都尽其最大的力量，对死者的安葬投入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借贷。贺县（今贺州市）瑶族丧事费用，“生活较好的每次约需猪肉、米各100斤，酒30斤，东毫10元（棺木不计算在内），生活较差的则约需猪肉5～10斤，米20～30斤，酒5～6斤，东毫5～6元。虽然用费不及婚姻那么大，但对于日后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难”。[91]上思县“迁隆峒有丧之家，无论停枢、开吊及送葬之日，亲戚眷属毕集，夫妇小孩，俱来赴席，无定数，势将使富者变贫，贫者使之停不能葬”。[92](www.xing528.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民众在婚丧喜庆方面花遇的费用不断增加，这种对婚丧喜庆的大操大办，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民众不得不依赖借贷来完成。如上林县“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等；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中资之家，每经一次婚假，为儿女还债比罄多年艰苦居积”。[93]崇善县（今属崇左市），民众举办婚礼，“从前聘金少者银五十元，多者一百元，迩因货物昂贵，妆奁难办，今改少者一百元，多者二百元”。[94]
在举办喜丧事时，除主人花费较大外，前来祝贺或吊唁的亲朋也要支付一定的礼金，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调查所言：“对于婚嫁与丧葬的风俗，似乎尚宜改从节俭，庶几不至因此而负巨额之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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