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学理论认为：“许多灾害具有同源、因果、互生等共存关系。”[77]各种自然灾害从整体上看，通常有着明显的相关性，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往往极易借助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产生连锁反应，由一种灾害引发一系列的灾害，形成灾害的并发和续发局面，出现“灾上加灾”的情况，即人们常说的“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伴随着水旱风等气象灾害及战祸而来的是瘟疫的流行。
以民国时期瘟疫给耕牛带来的损失为例。由于防疫手段落后，兽医奇缺，牛瘟在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极为常见。据广西省建设厅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省耕牛因瘟疫“每年损失约一千万元”[78]，按当时的物价，可购20万头黄牛。民族地区各县的耕牛损失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民国22年（1933），那马县（今属马山县）“死牛不下千头”，宜山县（今宜州市）“疫死牛千余头”，果德县（今属平果县）“病死（牛）约八九百头”，同正县（今属扶绥县）“死者十之八九”，左县（今属崇左市）“三四月较盛，死者约计千余头”，[79]等等。耕牛是农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对农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瘟疫的流行，造成农村耕牛数量的锐减，再加上战祸匪患等，导致农户更加缺乏耕牛，不得不借入或购买耕牛。若借入耕牛耕作，这实际上就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而农户自己购买，势必借入高利贷。这正如民国时期的调查所指出的：“历年各种灾害，更为直接促成借贷之动力。”[80](www.xing528.com)
连年的灾荒、战祸、匪患、瘟疫及人为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广西少数民族农户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正如民国方志所载：“近十年来，政繁赋重，加以水旱、畜疫、盗贼、兵燹各种灾殃，几乎民穷财尽，民间饥色日多，一般人民劳苦拮据。”[81]它使得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量劳动力死亡或受伤，极大地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使其生活状况恶化，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不得不求助于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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