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接湖南，东邻广东，西迄云南，南与越南为界，历朝皆属中央政府统治薄弱区域。特别是在桂西南、桂西北的山区，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匪患极其严重，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57]及“无山不有洞，无洞不有匪”“司令满街走，土匪多如毛”[58]之说。土匪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
近代时期，由于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日渐紧张，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失去土地和无路可走的农民被迫上山为匪。再加上广西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政府权威的软弱，天灾不断，这更导致了各地匪患的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显示：“兵祸连年，天灾荐降，于是铤而走险者，遂去而为匪，或大帮啸聚，或小股潜伏，几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59]
在壮族地区，土匪大量掠夺民财，导致民众赤贫。如清光绪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885～1907）辑录的《万承诉状》对土匪在万承土州（今属大新县）肆意掠夺的后果写道：“数百年金银财帛，席卷一空；千万家父子兄弟，仓皇四散。”[60]南丹县拉易乡在“‘乱绿林’（宣统末年民国初年）以前，……到处都是土匪，打家劫舍、拉生勒索”[61]。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匪患同样不止。如清代时期，“傜山历来为匪盗之逋逃渊薮，或为落魄者之世外桃源”。民国初年，“盗匪群集傜山，啸集与象县、傜口、平桥、大櫈、河口、小江，并及朋化水尾之滑坪等处”。[62]
土匪利用险要的山川形势割据一方，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给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历届政府都对广西境内土匪进行清剿，但收效甚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桂系军队在逃离广西前，残兵败勇对少数民族民众大肆劫掠，再加上土匪的猖獗，使得很多人的财产受到损失，如上思县南屏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耕牛极度缺乏，耕牛的“损失原因：全是国民党匪军和土匪的洗劫”。[63](www.xing528.com)
一些土匪还强占山林田地，向少数民族农户勒索，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如田东县平略乡，当地的土匪罗云山、罗云腾“占有大量荒地，不许农民去开荒。如果要开，就要包租。每年如收1000斤，就要给土匪300斤。去开荒时，还要出耕牛保险费，每条耕牛每天三斤米，如果不交保险费，耕牛抢了不保险，但实际上就是土匪自己来抢耕牛。另外，女人去开荒，也要出保险费。每天一个女人要给五斤到六斤米（但耕一天还不到六斤米）；如不交保险费，拉了人不保险。但实际上拉人的也是土匪自己”。[64]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仫佬族地区，多次遭到兵匪骚扰，当地民众对这一情况说道：“白天遭兵，夜来遇匪。”[65]1948年，土匪闯进该县弄麻寨劫掠5天，离开时还勒索320元法光[66]；次年，土匪在该寨抢劫，“凡能带走的就抢了去，过年没吃完的粑粑也抢去，全寨抢去了20多头牛和马。”[67]
匪患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的危害极大。土匪强迫青壮年入伍，残害妇孺，掳掠牲畜，抢夺粮食，造成民族地区乡村人口的减少和土地的荒芜，使得农户难以正常生产，商人无法经商，加剧了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崩溃，导致很多农户更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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