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地权分配不均从量上来说，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相对富裕的阶层拥有大量土地，而一般农户土地严重不足甚至无地。
清末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十分集中，如贵县（今贵港市）的田地“百分之九十是地主所有”。[1]特别是在土司统治的壮族地区，土官更是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户则大多沦为佃农，如安平土州（今属大新县）的七腊庄田，“土地原来是农民的，但后来被土官陆续霸占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全部土地都被土官霸占了，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只好向土官佃耕，成为佃丁”。[2]
民国初中期，广西民族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缺少或没有土地。如桂平县（今桂平市）壮族聚居的宣一里、宣二里，“其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3]。思恩县（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自耕农百分之六十四，半自耕农百分之十五，佃农百分之十五”。[4]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自耕农占73.4%，半自耕农占23.4%；龙州县自耕农占77.3%，其余为半自耕农和佃农；柳州的自耕农占59.4%，其余为半自耕农和佃农。[5]同期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调查显示，邕宁道被调查的644户农户中，自耕农320户，自耕兼佃农199户，佃农113户，雇农12户；柳江道被调查的718户农户中，自耕农428户，自耕兼佃农164户，佃农69户，雇农59户；田南道、镇南道被调查的437户农户中，自耕农162户，自耕兼佃农159户，佃农109户，雇农7户。[6]邕宁道（即南宁道）、柳江道、田南道、镇南道所辖各县（土州）是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区。[7]可以看出，邕宁道自耕兼佃农、佃农、雇农共324户，占总户数的50%以上；柳江道自耕兼佃农、佃农、雇农共292户，约占总户数的40%；田南道、镇南道自耕兼佃农、佃农、雇农共275户，约占总户数的63%。这说明，除柳江道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半数以上农户缺乏土地。
民国后期，少数民族农户缺地的情况仍很严重。如宜山县（今宜山市）瑶民“任凭他们怎样的努力，总不能解决欲耕无地的问题”。[8]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解放前，渌学村共有七户人家，五十多口人，疾呼都是靠佃耕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活的”。[9]据民国32年（1943）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的调查，柳城县全县有18278户农户，其中自耕农6032户，半自耕农5300户，佃农6946户。[10]可以看出，缺少土地和没有土地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0%。
地权分配不均的矛盾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还表现在质上。一般来说，富户所占的土地多是土质较好、产量较高的上等水田，而贫困户则以产量低、土质贫瘠的水田和旱地为主，这就导致贫困户更为贫困而不得不借贷。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据任国荣等人调查，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板傜及山子，完全没有一点土地，只向长毛傜租取荒山开辟后拿来种玉蜀黍和木薯。……板傜及山子，简直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样，子子孙孙都是穷，都是苦”。[11]在壮族地区，“自耕农……以土地瘠瘦，栽种方法不良，平均每亩每年仅可产米二百余斤，一旦遭遇天旱、水灾、畜瘟，或土匪劫掠，损失更不堪设想。每年春季古历二三月，大半数农民告贷以维持生活，而一般地主富商，乘机施其剥削手段，他们借钱或借谷与农民，利息特别加高”。[12](www.xing528.com)
缺少土地的农户租入土地耕种，所交地租十分沉重。当时农户租地有包租制、分租制、力租制、帮种制等几种方式。以分租制为例，交租方式有主四佃六、主三佃七、主五分之二佃五分之三及主佃均分等数种，“最为普遍的要算对分，有五十二县”。[13]佃户所交“粮租亦约折合收获物之五成左右”。[14]龙州县壮族地区，“佃农缴租多以产物，缴租的数量多是主佃各半，亦有少数主四佃六者”。[15]
值得指出的是，缺地农户在租用地主的田地时，其所承受的超经济负担也很沉重。如龙茗土州（今属天等县）壮族佃农“凡租用田地，须具肥鹅一只或两只，糯数斤，向地主定租”。[16]1940年，广西学生军在宁明县东安乡调查时，发现当地壮族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不但要缴纳沉重的租谷，而且额外支付也相当很大。当地一户苏姓壮族佃农，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每亩收成四六分（即佃户得四，地主得六），佃农要负责交田赋，逢年过节要贡献肥鸡20只，糯米60斤，每年还要无偿为地主帮工2天。而且还订明地主派人来催租时要酒肉相待等等”。[17]
在瑶族地区也有这种现象，如上林县瑶族佃户除交租外，还要给地主“送鸡、肉、酒”。[18]桂西北地区，瑶族农户“租种山主的土地，除遭受地租剥削外，还得忍受无止境的许多额外剥削，如山主前来催租，佃户就得杀鸡杀羊款待，否则就会遭到对方无理的谩骂，甚至不让租种土地。到了腊月下旬，佃户又要给山主送柴炭，给竹叶数斤包粽子”。[19]西林县瑶族地区，“地主收租时用大秤进，……地主可随便到客家吃喝，……要杀鸡就杀鸡，没有的买也要买来给他吃”。[20]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地区，佃户要“给地主富农做无偿劳役，地主富农婚丧，佃户去帮忙”。[21]这种超经济负担，不但占用了佃农的劳动时间，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另外，佃户欠地主的地租一旦交不起，就会转化为高利贷。如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覃内村实行对半地租，逾期不交者，次年加利息，利率为20%、30%、50%不等，地主只收谷子不许交钱”。[22]因此，繁重的地租不但加重了贫困农户的负担，也是他们借贷的直接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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