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畜借贷，即缺少耕畜的农户向耕畜富余户借入耕畜用于田地的耕作。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耕畜借贷主要是耕牛借贷，亦称牛贷。由于利息高昂，亦被视为高利贷的一种。
（一）农户拥有耕畜情况
近代时期，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耕畜按人均拥有量来说还是基本够用的，但分配严重不均，缺牛农户较多，他们不得不借入耕畜。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桂西北岑氏土官下属的“城厢庄和央里庄的佃户，大多数是缺乏耕牛的”[19]。安平土州（今属大新县）土官庄田的佃户“大都因穷困没有耕牛，土官则向佃丁贷出母牛，由佃丁来养，耕作时可使用”。[20]清同治十年（1871），果化土州（今平果县果化镇）代理土知州在给上司的一份文书中写到：“（本土州）每村人民或十余烟户或七八户，且无耕牛，田地仅耕十分之三四，多半仍然荒芜。”20世纪30年代末，湘[21]桂铁路理事会总经理处经济调查室对广西乡村的调查指出：“通常农家缺少耕畜，颇有用人力拖犁者，此种现象多见于桂省各县。”[22]日军两次侵入广西期间，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潜力，还对广西的农业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大量屠杀和劫掠牲畜，导致民族地区耕牛更为缺乏。如日军第一次侵略广西时，仅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被屠杀的耕牛就达1.3万头。[23]
耕畜借贷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十分普遍。如壮族的歌谣“第六个丰年，放六十牛租，放给人耕种，秋后收租谷”[24]正说明了耕牛借贷在壮族地区十分盛行的情况。又如万承土州（今属大新县），“清末时，这里每年都出租牛一百五十头”。[25]缺少耕牛的农户，不得不向有牛户租入耕牛使用，以维持简单的小农再生产。这种借贷的周期可长可短，短者是缺牛户在耕作时节租入使用，耕地后退还；长者是长期借用，即债户为债主饲养耕牛，若耕牛生了小牛，则双方按比例分配。因此，农民借入债主的牛耕作，所付出的代价极大。
（二）利息支付方式
贷户向牛主借入耕牛，一般均须付出高额利息。利息支付方式因各地情况的不同而有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种。
1.实物利息
即农民在向牛主借入耕牛时，以稻谷等物品向牛主支付利息。这种付息方式在大多数地方被广泛采用，其付息额的多少又因具体情况而异，一般来说，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使用牛的时间长短和耕田的多少。一般来说，使用牛的时间长，进行耕作的量大，牛租就高，反之亦然。如在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地区，租借耕牛可以按日计息，也可以按月计息，“一头普通的牛，一天得交租10斤稻谷，月租一般200多斤，也有300多斤的”。[26]贺县（今贺州市）瑶族农户“租牛耕种田地，租额看其使用牛的时间长短和耕田的多少而定，租期为一年，有的一年要二担余谷子，所生小牛对分”。[27]
二是耕牛数量的充裕程度。在耕牛数量相对充裕的地方，牛租的利息就低，而在那些耕牛严重缺乏的地区，牛租的利息就高。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在南丹县月里乡壮族地区，“租牛一头，一年租谷一石五秤（一秤合20斤）至二担（原文如此，“石”和“担”同义——引者注）”。[28]在仫佬族地区，牛租较低，“贫农家种田需牛，自己没有牛，便去富农地主家租用。每年租牛一头，饲养之外，尚须交谷100—150斤”。[29]
在一些耕牛严重缺乏的地区，缺牛农户在向有牛户借入耕牛时，除缴纳租金外，往往还要付出其他开支。如在田东县壮族地区，“农民向地富租用耕牛时，首先要向租主交一斤红糖、一斤猪血、一只鸡作送礼，然后在收割后，再交租谷四百斤”。[30]在这里，牛主不仅可以从租金上赚取一笔利润，而且还能得到额外收益。武鸣县邓广乡（今属南宁市武鸣区）耕牛十分缺乏，当地富户黄永勋养有“牛五十多头”，[31]无牛农户向他租借耕牛，条件十分苛刻，“饲养全部由农民负责，死伤要赔，每年生下来的小牛全归地主所有，并且在农忙时，租牛户还要做二天无偿的劳动”。[32]
三是不同质量的牛的租金也不同。黄牛的价格比水牛低，饲养成本也低于水牛，其工作效率更无法与水牛相比，据千家驹等于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年龄为6岁的牛，“水牛价值一百二十元，黄牛仅值五十元；水牛在工作时日需青草三十斤，薯苗及糠等三斤，而黄牛则较水牛消费少三分之一。至工作效能则水牛与黄牛约为一.五与一.二之比”。[33]饲养成本高及工作能力强导致了水牛的租金高于黄牛。如柳城县耕牛借贷是根据牛的价格而定的，“普通借耕牛一头，价值五十元，每年须纳息谷五百斤。即每值十元，年利谷一担，多少均依次类推。其中亦有纳七八十斤者，与借银相似”。[34]凌云县水牛的租金远远高于黄牛，“水牛每头每年300～500斤谷子，黄牛200～250斤谷子”。[35]在大新县，水牛和黄牛的租金都很低，但水牛的租金还是明显高于黄牛，如“太平圩……水牛的年利为一百八十斤谷，黄牛一百二十斤”。[36]思恩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缺牛的农户，多在三、四月的农忙期间，向山间的养牛户租用，为时一个月，每只水牛的牛租为200斤谷子；黄牛为120斤谷子”。[37]在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地区，由于耕牛严重缺乏，牛租较高，水牛的租金为黄牛的两倍，“一头大牛（即为水牛——引者注）租额为500斤稻谷，小的（即为黄牛——引者注）减半”。[38]
2.以人工劳动换耕畜使用
如上所言，租借耕牛须付出高昂的利息，而租借户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在无力支付租金时，一些农户就只得以自己的劳动向债主换取耕畜使用，即以人力换畜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据陈翰笙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广西农民“由于极为缺钱，农业租金，无论是地租还是畜力租金，经常要用人工偿付”。[39]
在广西民族地区，以人工劳动换耕畜租借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仫佬族“无牛的农户，为了耕种自己少许的田地，每年得向地主富农租牛回来使用。付租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不交租，耕种时借牛回来用几天，农忙时则去帮地主干几天活，也就是用人工换牛工”。[40]天峨县壮族地区，“各屯缺少耕牛和犁耙的，绝大部分是雇贫农，也有极少数的中农。缺耕牛者，为了不让田地丢荒，为了不致饿死，有的须用人工换牛工的办法。换来耕牛使用”。[41]据1984年在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该县平福大队总人口2266人，其中壮族2153人，汉族213人，“解放前……平均两三家一头牛。有人工换牛工的现象（一天换一天）”。[42](www.xing528.com)
租借耕牛的农户多是佃农，他们租种别人的田地，须付出地租，同时还要缴纳牛租。如当时的调查所言：“佃农所耕之田，及其耕牛，多是租来。故每年除去田租以外，并须纳牛租。”[43]这样，他们承受的就是二重负担了，如果农户缴纳的租金及投入生产的资金也是借贷而来的，那他就受着三重乃至四重负担。据有关资料，这种支出占佃农收获物的一半左右。如清末时南丹土州（今南丹县）的壮族农户“耕种官田者都要他们将收入的部分当作地租缴纳，但是租率并非完全一样。以分布在六寨乡的来说，除由土官供给耕牛外，农具、肥料、种子均由佃户自备，到收成时，土官和佃户各得收成之半；如果没有耕牛供给佃户使用，土官便得总数收成之三分之一，佃户得三分之二”。[44]
因需要支付较高利息，再加上须缴纳沉重田租，这就增加了农户的农业开支，“每年农人除了缴四成或五成的田租与牛租外，所得仅是生活必需之资料”。[45]当时流传于广西农村的谚语“借牛种租田，种罢便还天”[46]也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三）债主来源
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放贷耕牛的主要是乡村一些富户，他们拥有一定资金，大量购入耕牛，借给缺牛户，以赚取利息。据20世纪50年代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南丹县月里乡“麻细寨陈光美，每年……放牛租一百五十多头，这些牛多是纳塘乡的纳艾、塘伦、纳弄、上近、下近、桥头等地农民租用的”。[47]在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有些富户人家，每年把多余的耕牛出租给无耕牛的贫困农民，借此进行剥削”。[48]大新县“太平圩也有放牛债的，……梁泰昌放贷百多头牛，后来放到九百条。欧相翰的哥哥欧展翰和财主黄生盛放牛债多达数十头至一百头，总共大小牛只约千余头”。[49]
一些商人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他们利用自己的雄厚经济实力，购入耕牛，租给农民，赚取租金。在广西，回族大多从事工商业，务农者较少，部分善于经商的回族就购买耕牛，借给缺地农户耕作，如桂林的回族，“民国时期，桂林西门城外白记商店很会做生意，自己养了近百头牛，到春耕时出租给附近农民耕田。农民没有牛，种田时就来租牛”。[50]
由于放牛贷的利润很高，一些中农也将自己多余的牛用来放贷。如在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出租牛的人家都是中农以上的富户”。[51]
清末民初时，广西仍有部分地区仍未改土归流，土司不但拥有政治权利，还利用权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缺地的农户耕种，收取租谷，而且向农户发放高利贷，包括向他们租贷耕牛，牟取暴利。如在安平土司统治区（今均属大新县），“农奴因穷困而缺乏耕牛，有从土司那里领来饲养，母牛生仔则归土官所有，牛被偷盗也要赔偿，个别地方如江峒庄领得公牛的要交牛租三斗（150斤），江峒屯有八户农户贷得耕牛八头”。[52]又如在全茗、茗盈土州（今属大新县），“土官和官族也有数十头牛出租。租牛的人多数是乡村中生活较苦的壮人”。[53]
广西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大多有祠堂，祠堂有一定的田地，出租获得租谷，用于宗族活动。一些祠堂还有耕牛，借给缺牛户耕种。如上思县思阳乡零姓壮族祠堂田“由零姓较穷苦的人家来耕种，若用祠堂的耕牛，收成作对半分；若祠堂没有耕牛，则祠堂得四成，佃户得六成”。[54]该姓祠堂田的年收成约4至50秤谷（约合2800至3500斤）[55]，根据佃户与祠堂的收成分配，若使用祠堂耕牛，就要多付出一成收成，约280至350斤，即为租牛的利息。可以看出，这种利率是很高的。
鸦片战争后，法国天主教在中国的逐渐传播，广西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天主教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乡村大量购买土地，出租给农户，同时还大放高利贷，获取高额利润。如清末时，贵县（今贵港市）天主教堂“还出租耕牛、农具等。黄牛每头收120斤租谷，水牛每头收150斤”。[56]总的说来，天主教堂放牛贷的利息一般要比其他高利贷者低，特别是在放给教徒时。
（四）债户责任
农户租入耕牛也须负担一定的责任。在租用期间，若耕牛有损失，租户就要赔偿，赔偿额也因牛种不同而异。如清末民初时，万承土州（今属大新县）农户所借的“牛因瘦死和病死，租者都须赔钱。水公牛每头赔钱四十五至五十千，水母牛每头赔三十千；黄公牛每头赔三十至三十五千，黄母牛每头赔二十千”。[57]又如民国15年（1926），百色县洞好乡（今百色市龙川镇洞好村）农民黄卜受租用那民乡地主黄仁东一头水牛，在租用期因牛渴死，黄卜受赔给黄仁东法光22元，而且牛肉归黄仁东。[58]因此，债户对租来的耕牛无不呵护有加，唯恐出现意外情况而遭受损失。
和其他用于生活用途的借贷不同的是，农户借贷耕牛虽然要付出高昂的利息，但这种借贷是用于生产领域，他的利息支出一般可以换回比利息稍高的收入，为维持小农生产的延续提供了保障。尤其是人力换畜力支付方式的牛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债户的，因为换工这种方式不但解决了农户耕畜缺乏问题，而且充分利用了农户的劳动力，使他们减少了资金和实物上的支出。反之，如果缺牛的农户无法借到耕牛，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有可能中断。另外，当时农家的肥料主要是粪肥，而耕牛就可以为农户提供生产所需的肥料，这对农户的生产是有利的。一般来说，农户在使用租借的耕牛期间，对耕牛的粪便拥有所有权，“（农户）替别人养母牛，在饲养中，可以自由使用，牛粪也归其所得”。[59]“（租借耕牛）一方面可以解决耕作时畜力问题，另方面也可积些肥”。[60]
需要指出的是，债户在借贷时，大多需要向债主提供抵押品。在广西民族地区，抵押品主要有土地、房屋等，一些贫困农户在借债时，因没有抵押品，只得以自身做抵押向债主借贷。在债务到期而不能偿还时，债主就会扣下债户的抵押品，以人身为抵押的债户就得无偿为债主提供劳役以偿还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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