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些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6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富人、小农民、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生产者等都有可能成为负债者。那么，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负债者有哪些阶层呢？
在广西民族地区，各阶层在生活需要或扩大生产时，因粮食或资金不足，都有借贷的可能。如在壮族地区，据20世纪30年代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邕宁、龙州县251户农户的调查，各阶层借贷情况如下表：
表2-4 20世纪30年代广西邕宁、龙州县各阶层农户借贷情况表
资料来源：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广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8～229页。
根据上表，251户借债户中，自耕农188户有69户负债，约占自耕农总户数的36.7%；半自耕农40户有14户负债，约占佃农总户数的35%；佃农和其他阶层负债人数较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壮族地区，借贷者大部分是自耕农、半自耕农，这是因为他们有土地等财产作抵押，因而高利贷者愿意借给他们。其他农户负债者只占少部分，这并不是他们不需要借债，而是因为他们极度贫穷，无物可押，失去了借债的资格，因而高利贷者不肯借债给他们。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近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负债者主要有以下阶层：(www.xing528.com)
（一）贫困阶层——负债者的主体
无论在清末还是民国时期，贫困阶层始终构成了乡村负债的主体，上表数据也反映了民国时期贫困农户是负债主体这一情况。如民国23年（1934），思恩（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贫农占84.8%。[66]在“解放前三年”，隆林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以“壮族为主，杂居苗、瑶”的者浪、板桥两乡“贫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83.6%，雇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11%”；以“苗族为主，杂居倮族、汉族”的那地乡“贫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户的68%，占借入总数的81.2%。雇农借债的户数占全部借债的28%，占借入总数的16.6%”。[67]
（二）相对富裕阶层——负债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在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有借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贫困的农户，一些农户因投资扩大生产、购买田地、修建房屋等原因有时也需要借债，富户因经商或维持其奢侈生活等也会借贷。如思恩县（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负债户中，中农占10.6%，富农占4.6%。[68]
（三）其他阶层——负债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民族地区乡村一般的少数民族小商贩，多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是一般的农民，在农闲时也做些小生意，以贴补家用，由于资金紧张，他们也常常向富裕阶层借贷。他们因经商而借的债款，一般属短期借款，这在前文“利率方式”中已述。由于贷款利率较高，条件苛刻，他们经商利润所得，往往不够偿还利息。
广西民族地区还有一些人群，如赌徒和吸毒者等阶层。赌徒在输光身上所有后，就会不顾一切地借入高利贷作为赌本。吸毒者因毒资缺乏，毒瘾发作时也会铤而走险借入高利贷，这在后文会有论述。因此，此种阶层的债户也不少。另外，一些人因求学、外逃等缺少资金时，也往往依靠借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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