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及理论：广西民族地区的借贷与经济社会动态

在历史研究中，充足的资料和深入细致的考证固然十分重要，但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

（一）从历史的语境出发

“语境”一词是英文“context”的一个常见译法。在语言学领域，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是指所译的词语只是在过去某个时期才有意义，不能按照常识翻译。^[187]20世纪中期以来，“语境”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术语，流行于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艺术史、社会学等学科。

在史学研究时，“历史语境”通常受到学人重视，一些史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即使没有用到“历史语境”这样的名词，也不会忽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与这一事实发生关联的其他因素。李剑鸣教授认为，“语境主义”史学有几个基本的预设，一是事件的“真相”和文本的“原意”是可知的，只要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其产生时的“语境”，就可以明了其本来意义；二是历史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不能用任何固定的标准和模式来衡量它们，而应结合其“语境”来看待它们的发展变化；三是对于过去的人和事，不能用今人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念来评判过去人的行为和想法，而必须把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并尽可能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非如此不足以了解其本来的面目和意义；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出色的想象力，并抱有“心通意会”的情怀，才能探明所研究的人和事的“语境”。^[188]可见，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语境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

在研究历史时，由于时空差异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造成了疏离与隔膜，今人对古人的理解与诠释往往不自觉地带上理论与现实的影子，即克罗齐所言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89]。正因为是这样，在研究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时，今人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容易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将高利贷视与剥削、掠夺、压迫等联系起来。笔者在研究时，将努力避免这一问题。由于能力有限，笔者亦不敢奢望复原所谓真实的历史，但在实际研究时，将尽量做到少一点理论的演绎、强加古人式的评判以及缺乏实证的大胆推测，争取能做到从历史的语境中去把握历史的现象和还原历史，尽量将历史上广西民族地区的民间借贷及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呈现在读者眼前，以避免对历史的误读和对事实的疏离。

（二）关注借贷活动中的人物群体

在本研究中，笔者除了着力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外，还将尽量避免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制度史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从表面上看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也以实物与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人的活动。因此，对经济史的研究如果脱离一定历史背景和人物活动，仅凭历史文献与有关档案记载去分析和发挥，不但显得枯燥无味，而且难以深入研究。只有结合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吃透历史，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在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的民间借贷体系中，民众不是为借贷而借贷，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某种需要。在借贷的过程中，有多种类型人群，如债主、债户、中保人、催债人等等，这些阶层的活动是不能忽视的。在借贷体系中，除了这些一般民众外，政府官吏也往往涉足其中。同时，一些看似与借贷无关的人群也往往与借贷发生联系，如盗匪和民众起事等对典当的冲击。因此，笔者将在研究中较多关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类型群体，关注不同阶层的人群在民间借贷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阶层的变动，尽量使文章显得生动，有血有肉，有历史感。

（三）运用田野调查方法

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将是本文的特色之一。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经济学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能够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将其与历史文献资料印证，能更好地促进研究。如可以在民族杂居地区进行走访，与不同民族人群交流，收集口碑资料、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分析，了解近代不同民族之间的借贷情况，借此来考察当时的民族关系。

近年来，笔者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访察古迹，搜寻文献，体验风俗民情，聆听村民们对民族历史的解读，并向老人、民间学者请教与本文有关的问题以及地方掌故，收集了部分口述史料、民间文献与碑刻资料，并拍下了大量图片。这些资料除了能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外，往往还能给笔者指示出新的思路。在田野经历的刺激下，过去自己无动于衷的不少文献材料似乎都有了新的意义，许多只言片语、蛛丝马迹的记载，其实都蕴涵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轨迹的信息。今后笔者将继续深入田野，力图从今天的遗存中寻找历史上民间借贷的概貌。

在研究中，笔者将注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各种文献材料及田野资料进行比勘、考辨和分析，力求厘清制度的细枝末节，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来揭示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的动态与变化，尽力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1]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谢育淮：《农村高利贷活动应予取缔》，《企业经济》1983第8期，第62页。

[3]张智勇：《贵州民间高利贷情况及法律对策》，《现代法学》1988年第1期。

[4]杨江：《标会梦魇挥之不去》，《新民周刊》2005年11月25日～12月1日，第47页。

[5]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6]张红力：《农村资金持续外流须警惕应构建农村新金融服务体系》，2011年3月9日，中国经济网，http://news.163.com/11/0309/18/6UNML2NG00014JB5.html。

[7]杨江：《农妇与“标会乌托邦”》，《新民周刊》2005年11月25日～12月1日，第43页。

[8]王晨波：《万亿“地下金融”的应对之道》，《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月17日，第36页。

[9]王晨波：《万亿“地下金融”的应对之道》，《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月17日，第36页。

[10]《温州高利贷调查：为利润铤而走险规模超过6000亿》，《浙江在线》，2011年5月1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5/17/c_121425058_4.htm。

[11]《温州近9成家庭被指卷入高利贷20多位老板跑路》，《华商报》2011年9月30日。

[12]杨越、李荣军：《干警不费一枪一弹抓捕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始末》，新华网，2003年7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7/28/content_997176.htm。

[13]郑岚予：《陕西洛川信合贷款乱象：伙同黑社会放高利贷》，《时代周报》2011年12月1日。

[14]李邑兰：《重庆地产黑金：黑社会放高利贷达300亿》，《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19日。

[15]杨国桢：《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叶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页。

[16]韩德章：《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1932年第2期。

[17]吴志铎：《北通县第一区平民借贷状况之研究》，燕京大学经济系印行，1935年6月。

[18]吴半农：《“放糖花”（广西的高利贷）》（1934年2月27日），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9]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印行，1935年。

[20]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江宁第一区农村调查报告》，《地政月刊》1936年第6期。

[21]骆耕漠：《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中的新事态》（1935年6月1日），见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吴承禧：《中国各地的农民借贷》（1935年6月8日），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23]王寅生：《高利贷资本论》（1934年10月10日），见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杨肇遇：《中国典当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25]宓公干：《典当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6]张中籥：《天津典当业》，万里书店1935年版；区季鸾：《广东之典当业》，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1934年。

[27]郭荣升：《中国典当业研究》，《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28]张一凡：《我国典当业之研究》，《中国经济》1934年第8期。

[29]张由良：《吾国典当业之探讨》，《大公报·经济周刊》1935年5月22日，第114期。

[30]陆国香：《中国之典当》，《银行周报》1936年1～3月，第20卷2～3期、5～6期、8～11期。

[31]陆国香：《中国典当业之资本分析》，《农行月刊》，1936年第5期。

[32]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3]吴承禧：《合会在中国今日农村金融中的地位》（1934年9月26日），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34]王药雨：《山东昌邑县农村的“孝帽子会”》（1935年2月9日），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35]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原名《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9页。

[36]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知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对中国的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该书2编3册，长达2300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类项。1907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有专门章节涉及民间借贷。

[37]如《山东省一个农村（张耀屯）的社会经济事情》（“经调资料”第95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0年版），分为村落概说、土地、借贷、农家的生活制度等13章，是具有社会人类学性质的田野调查。

[38]如满铁上海事务所《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35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版）、《江苏省松江县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48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版）等；满铁总务部调查课的《满洲的金融机关与通货》（“调查资料”第6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版）等；满铁天津事务所的《冀东区域贸易概况与关税事情》（“北支经济资料”第5辑），《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北支经济资料”第26、30、31辑，南滿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版）；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上海的金融机关》（“经济资料”第13卷第9号）等。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青岛附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青岛特别市李村区西韩哥庄》（“北支调查资料”第7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版）等。

[39]在“南支那及南洋调查”这个系列的调查报告中，除了南洋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外，既有南部中国省份的调查资料，如《云南省事情》（1—3册），“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96辑，大正十三年（1924）版；又有涉及整个中国财政经济事项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的商业事情》（“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57辑，大正11年版），《支那的渔业》（“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94辑，大正14年版）等等。

[40]如《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六年度》（东亚同文书院1942年版），就包括了《镇江金融状况》《包头当铺研究》《厦门货币金融状况》《广东货币金融状况》《闽江流域的经济》《南昌县的财政》等专题调查。

[41]［美］卜凯（J.L.Buck）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经济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51号，民国18年（1929）9月刊印。

[42]李时岳：《清末农村经济的崩溃与农民运动》，《史学月刊》1958年第6期。

[43]姜义华：《〈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序》，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44]［苏］E.A.贝洛夫著，乔志强译：《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政治经济概况》，《历史教学》1960年第1期。

[45]《清代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1年。

[46]杨联陞著，金昕、江滨译：《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1952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7]分载于“台湾”《食货》第7卷第5、6期，1977年8月。

[48]《大陆杂志》1977年9月。

[49]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

[50]分载于中国台湾《食货》第8卷第2、3期，1978年5月。

[51]中国金融学会利率研究会：《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学术研讨会综述》，《金融与经济》1986年第7期。

[52]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3]高玲：《浅谈“民间借贷”》，《陕西金融》1998年第11期，第55页。

[54]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5]常明明：《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20世纪50年代前期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56]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农村借贷网络透视》，见魏宏远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7]张继焦：《民间借贷、民间信用与金融制度变迁》，《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51页。

[58]周素彦：《民间借贷：理论、现实与制度重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59]石毓符：《中国金融货币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60]赵毅：《明清豪民私债论纲》，《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61]周翔鹤：《清代台湾民间借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2]秦晖：《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63]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4]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65]刘秋根：《关于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6]方行：《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7]韩德章、詹玉荣：《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

[68]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9]李金铮：《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70]徐畅：《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7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72]俞如先：《清至民国闽西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73]韩德章、詹玉荣：《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

[74]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75]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

[76]戴乐旺：《理性与道德之间：近代赣闽边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

[77]刘征：《民国时期甘青宁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78]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单强：《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贷市场之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单强、昝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79]胡大展：《台湾民间合会的法律初探》，《福建学刊》1995年第1期；吕利：《中国近代民间合会述略》，中孝信、郭建主编《中国法律史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80]麻国庆：《“会”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徐畅：《近代中国农村的丧葬互助组织》，《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

[81]徐畅：《“合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2]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常见合会种类及特点》，《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83]储建国：《论钱会的由来及其性质和特点》，《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84]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85]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6]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87]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高石钢：《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盛行原因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

[88]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

[89]韩德章：《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www.xing528.com)

[90]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91]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92]刘征：《民国时期甘青宁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93]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4]李金铮：《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95]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以长江中下游乡村为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96]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有关章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97]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98]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

[99]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编：《广西省经济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00]中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985年。

[101]潘敏德：《农村信用市场与农民经济：国家、士绅、农民与高利贷（1600—1949）》（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埃文分校1994年。Pan，Ming-te，“Rurual Credit Market and the Peasant Economy，1600—1949：The State，Elite，Peasant and Usury”，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1994.

[102]潘敏德：《明清时期江南的乡村借贷和农民的小商品生产观念》，Pan，Ming-te，“Rurual Credit in Ming-Qing Jiangnan and the Concept of Peasant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Journal of Asia Studies，Vol.55，No.1，February 1996，P94-117.

[103]赵刚：《雍正、乾隆开当铺》，台湾《历史月刊》1994年5月；林益弘：《抵押品、利率与借贷市场——以台湾地区当铺业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1995年；洪士峰：《因“物”称“信”：典当业存在的基础（》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1999年；陈鸿铭：《急需借贷、交易成本与管制成本：以台湾当铺业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台湾中华大学工程与管理研究所，2001年；林庆村：《我国当铺业法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台湾“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研究所，2003年，等等。

[104]［日］日山美纪：「清代典當業の利子率に関する一考察」，『东方学』1999年第11期。

[105]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06]常梦渠、钱椿涛主编：《近代中国典当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07]刘建生：《山西典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108]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9]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110]马冠武：《论近代时期的广西典当业》，《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2期；《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典当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11]刘建生、王瑞芬：《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12]李莎：《典当业与明清社会发展关系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0年；鲍正熙：《二十世纪上半叶苏州典当业》（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01年；秦素碧：《民国时期四川典当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王璟：《1644—1911年中国典当制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徐玲：《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影响——以长江三角洲的苏州等地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5年；杨现华：《民国时期杭州典当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刘成虎：《山西典商资本、利息和利润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07年；陈立谨：《晚清以来济南金融业研究——晚清至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陈宝宏：《民国时期河南省典当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年。

[113]钱浩、蒋映铁：《民国时期的浙江典当业》，《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徐畅：《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陈金勇、李国俊：《20世纪30年代前后无锡典当业述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陈峥、黄馨莹：《民国时期广西民间典当业探略》，《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03期；陈峥：《近代广西民间典当业资本来源途径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张琼、杨天宏：《民国时期四川典当业的类别及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郑小娟：《略论徽州典商的兴起》，《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等。

[114]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115]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陈峥、黄馨莹：《民国时期广西民间典当业探略》，《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03期；陈峥：《近代广西民间典当业资本来源途径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16]曾耀荣：《博弈与选择：政府、银行和农民与传统农业金融组织的关系——以南京政府农业贷款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117]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118]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19]戴乐旺：《理性与道德之间——近代赣闽边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

[120]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的社会改革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121]李金铮：《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122]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23]李金铮：《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4]游海华：《债权变革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以中央苏区革命前后的民间借贷为中心》，《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125]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陈峥、刘启强：《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预卖劳力探析》，《河池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陈峥、刘启强：《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陈峥、刘启强：《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陈峥、宋永忠：《民国时期华南乡村民间借贷特点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陈峥：《近代广西民间典当业资本来源途径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等等。

[126]《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2期。

[127]《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28]《广西地方志》1998年第2期。

[129]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以长江中下游乡村为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6期；李金铮：《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学海》2005年第5期。

[130]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5年；徐玲：《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影响——以长江三角洲的苏州等地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

[131]俞如先：《清至民国闽西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俞如先：《清代民国时期闽西培田民间借贷利率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32]陈峥：《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高利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

[13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9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9页。

[134]［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135]童润之：《乡村社会学纲要》，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21页。

[136]秦志华编著：《中国乡村社区组织建设·前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37]“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费孝通：《乡土中国》，1947，三联书店1985年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

[1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

[139]笔者2009年8月14日采访了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彩銮研究员，他指出：“民族地区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就是少数民族问题。”（2009年7月1日，广西民族研究所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并增挂“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牌子。）

[140]龙远蔚：《关于少数民族经济概念的讨论》，《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141]奉恒高主编：《瑶族文化变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42]韦苏文、周燕屏主编：《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43]刘锡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44]薛暮桥、刘端生，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

[145]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46]千家驹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47]湘桂铁路理事会总经理处经济调查室，1938年，油印本。

[148]广西民政厅，1933年。

[149]雷殷讲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干部政治训练班讲义之十五，1935年编印。

[150]骆君彇编，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1932年，油印本。

[151]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调查统计系，1935年。

[152]任国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53]广西统计局，1939年。

[154]广西统计局，1935年。

[155]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年。

[156]赖彦于主编，1935年。

[157]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1917年编，日文本。

[158]广西农林试验场编印，1934年。

[159]广西农林局编辑，1934至1935年。

[160]广西农业学会编，1935年。

[161]广西大学农学院编辑出版，1937～1938年。

[162]广西大学农学院编辑出版，1937年。

[163]广西农林试验场等合编，1937～1946年。

[164]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农林试验场合编，1941～1946年。

[165]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编印，1940～1947年。

[166]有关广西乡村的土改资料，主要有《中南区土地改革中山林处理暂行办法》（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讨论通过，1951年6月）、《土改工作手册》（桂北日报社编，1951年）、《中南区100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印，1953年）、《广西农村调查——十五个乡农村经济状况调查研究》（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1953年）等等。

[167]如《地主发家史汇集》（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陆川县档案馆1964年编印），该书汇集了陆川县20户地主的发家史，其中有大量高利贷资料。

[168]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69]饶任坤、陈仁华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0]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71]严中平编，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72]章有义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

[173]李文治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

[174]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版。

[175]彭泽益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6]庾裕良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77]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1年。

[178]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79]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180]黄钰辑点，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181]黄南津、黄流琪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2]曾桥旺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83]田曙岚，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184]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年。

[185]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1888年4月初于伦敦），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186]如田曙岚的《广西旅行记》中多次写到这一情况。苍梧县“今则除有少数傜人僻处东安区深山不详其数目外，僮人与蜑户，早已列入编户，悉与汉人同化矣。”昭平县“僮人言语虽与汉人殊，但同受治于县政府，渐趋同化。”灵川县“僮人多居于旧六、七两区。生活概况，大抵与傜族相同；风俗则与土人无甚差异。在前清时已有读书入庠者，今则与汉族同受学校教育，习与汉处，互通婚姻，渐同化于汉族矣。”（田曙岚：《广西旅行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年版，第355、371、428页。）

[187]李孚声：《汉英翻译基础与策略》，旅游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188]李剑鸣：《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中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189]［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见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