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地方政府就在长安设立进奏院，而在宋代也设立都进奏院。这一官方新闻传播行为能够得到传承，离不开五代中原政府对进奏院这一机构的沿袭和改进。比如，后唐明宗时，卢文纪就曾对进奏官进行过整顿，纠正了进奏官不按盛唐旧制进行参拜的行为，闹事者被唐明宗“皆杖而遣之”[1]，使进奏官朝着后唐丞相赵凤认为的“府县发递祗候之流”的方向发展。
后晋身材矮小、号称“半人”的桑维翰曾位居宰辅，有人告发他经营“邸肆”，从中可以推测他利用自己权倾一时的地位，加强了对进奏院和进奏官的管理。比如，他后来贬职任兖州节度使时，也能从进奏院这一官方渠道获得朝廷的军事、外交等信息：
近者，相次得进奏院状报，吐浑首领白承福已下，举众内附。（《旧五代史》卷八十九）
桑维翰加强对藩镇的管理，从而也约束了进奏官员：
晋出帝时，景延广专权，诸藩擅命。及桑维翰为相，出延广于外，一制书所敕者，十有五镇无敢不从者。（《旧五代史》卷八十九）
桑维翰集权，藩镇服帖，其中的一个要害之举便是加强对进奏院和进奏官员的治理。有理由相信，这种治理是有成效的，因为至少有一半的藩镇不敢不从。而人们对桑维翰的不满不是对他治理才能的不满，更多的是对他参与谋划石敬瑭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作“儿皇帝”的不满。到了汉隐帝时，能在京城设邸，派驻进奏官员，已成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标配。这也表明了后汉时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进奏院的设置和对进奏官员的控制。
希萼愤然而去，乃遣使诣京师，求封爵、请置邸称藩，汉隐帝不许。（《新五代史》卷六十六）
周世宗时，从効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璟画江为界，遂不纳。从效仍臣于南唐，其后事具国史。（《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有学者认为，后周时期对进奏官进行了更加深化的改革：由于中央朝廷对直属州县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因而只有不在中央朝廷管辖之内的一些藩国（如吴越、闽）、称臣的南唐等才能在都城设立进奏官。
闽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且请置邸于都下。（《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
甲申（南）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注：臣属故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
（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www.xing528.com)
周世宗对进奏院组成人员的改革促成了宋代彻底将进奏官变为“发递祗候之流”。
这些“矮化”进奏官为胥吏的措施为宋代设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都进奏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新闻制度的演化提供了依据。
而民间传播的例子更是丰富多彩，从“号”“谣言／童谣／谣”“讹言”“飞语”等数千例的材料遴选出的民间传播的生动案例几乎全景式地向读者展现了五代时下到草莽英雄上到达官贵人的“千姿百态”——如刘守光称帝时自封为“河朔天子”（《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2]，不可一世；后来兵败被擒，押解所经之地，百姓无不围观唾骂其为“刘黑子”。当然，史书中也偶有一些文人炮制的所谓“民谣”，以显示其一统天下的合法性。如：
兴王府童谣曰：羊头二四，白天雨至。（《十国春秋》卷六十）[3]
官方把宋朝灭南汉的事用童谣的形式散布于民间，以动摇其人心，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与安重荣反晋前用“五色水鸟”宣称“天降凤凰”，把自己包装成“铁鞭郎君”一样（《新五代史》卷五十一），都是打的舆论战。
总之，无论图书出版与对外传播，还是新闻的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五代都起着承上启下、不容忽视的作用。
【注释】
[1]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百二十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883—3884.
[2]该卷中又称“大燕皇帝”。（天祐八年，即911年）八月甲子（十三），幽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
[3]吴任臣辑录的《十国春秋》虽然成书于清代，但其所引用的资料均为五代和宋代的野史、地方志、笔记等文献资料，因而可视为五代或宋代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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