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百年来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锋，中原地区的文化经历了一次次的“劫难”，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中国儒家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次“融合”。每一次战争后，无一例外地使中华大地“斯文扫地”。然而，“仁爱”“贵民”“克己复礼”等儒家学说的原始观念却又一次次在民间得到了确认和发扬。冯道、毋昭裔等人就是儒学文化在民间得到弘扬和践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府层面积极倡导，在出版、教育上身体力行，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五代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它也打翻了皇冠，摧残了豪门大族，实现了“统治阶层的平民化”——“贼王八”“李天下”“白马三郎”等无一不是草根出身，然而他们分别是前蜀、后唐、闽国的缔造者。从名门望族的官僚作风到寒士出身的宰辅们的亲民行为都说明了这一点：社会在进步，人民的观念在更新。从豆卢革到卢质，其遭遇说明：治理国家不是清谈名士的专利。
唐庄宗的“马上冲杀一辈子，只做皇帝一阵子”说明“不得军心，做不了皇帝；不得民心，也做不长皇帝”。要了解民心，不仅要关心百姓疾苦，还要从历史典籍、文艺作品中了解民生，学习治国之道。比如，明宗认为，百姓丰收，日子是不是要好过一些，冯道便用“谷贵饿民，谷贱伤农”的俗语进行解释。(www.xing528.com)
在没有更好的外来文化的前提下，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只有接受相对进步的汉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农耕文化，才是唯一的出路。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五代中原的短命王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没有阅读史、精神贫乏的统治集团注定是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刀光剑影，羽檄飞驰，在这么一个乱哄哄的地狱般的时代，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没有一个人是这个乱世的受益者。正所谓“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化传播、文化教育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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