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邸报：新闻传播的起源

有人认为，从中国的汉代（西方时为古罗马时期）起就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了。然而这个观点没有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

自西汉起，各地诸侯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机构。这个办事处称“邸”，一般前为办公场所，后为住宿之处。各地派专员在皇帝和各地方长官之间做信息沟通、新闻传播的工作。他们除了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报告长官之外，还要搜集宫廷秘闻、臣僚动向、政治变化等相关信息，通过隐秘渠道传送给地方长官。当然，诸侯入京觐见皇帝，也是住在这些官邸中，听取各种信息，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与汉代时期相近的古罗马帝国已有“每日纪闻”，刊登帝王旨谕、百官奏折、官吏升降、军政要闻等。有人认为它具有时效性和新闻性，是新闻传播的开始。

业界公认的看法是，中国古代的报纸起源于唐朝的邸报，依据就是孙樵的《开元杂报》。孙樵在《经纬集·读开元杂报》上讲：有一次他看到一张纸，上面记载着某日京城百官在长安安福楼南举行大射礼。某日皇帝亲自耕田，行九推礼。某日皇帝自东封还，对百官按品阶、功劳进行了不同的赏赐等。他当时远离京城，后来找到熟悉时政的人一问，才知道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开元杂报》只是孙樵自己给这个报纸起的名字，并不是官方正式名称。《开元杂报》今已失传。《中华印刷通史》上有人根据史料仿制了一幅《开元杂报》（见图10）。如今，只有敦煌石室中遗存的两份进奏院状，还能让人依稀看到昔日“报状”的大致轮廓。（见图11、图12）^[20]

图10　《开元杂报》仿制品

图11　英国藏敦煌进奏院状

图12　法国藏敦煌进奏院状

唐代新闻传播发达的状况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1.驿站之发达

即使在唐代，驿站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一般由地方节度使直接负责。因为它既是官员调动（如外派、流放等）、出使必经之站点，也是邮差传送公文、信件的必由之路。因此，它成为各路人马信息交流的一个节点，因而也是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场合。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到了隋唐时期，邮传系统进一步发展，升格为馆驿，驿站中设有驿官和驿夫、驿马、驿船等，迎来送往、传递新闻、情报等功能强化了其住宿、消费等行为。在盛唐时，全国有馆驿1639个，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2万多人。这使得当时的官员在任职、出差、休假往返时能用朝廷发放的凭证在各地驿站免费享用食宿的福利——史称“给券乘驿”。^[21]正是有了这种制度，官员们在酒足饭饱之余还有闲情逸致在驿站的墙壁上尽情挥洒，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杜牧的《题乌江亭》等。当然也有无数的悲剧在驿站上演，如元稹在敷水驿被十多个太监群殴，杨贵妃在马嵬驿自缢……

公元755年末，安禄山起兵时，唐玄宗就是通过邮传系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一重大新闻的——从幽州到长安，最近的路线也有2500多里，按急递日夜兼程的速度（山路300里／天，平地500里／天），六天后到达长安，也算得上是十分高效了。该速度相当于现在的特快专列或专机。由此，我们认为，邸报产生于唐代的结论大致是公允可靠的。新闻的传播自从唐代起就有了新的发展。

2.新闻传播形式之多样(www.xing528.com)

在唐代，除了“邸报”“院状”，“露布”的使用还比较常见。《唐书》中的主要新闻形式还有“誶”“檄”等，见表4。

表4　《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常见新闻形式

注：文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旧唐书》《新唐书》中没有发现有“报状”的用例，但在《唐会要》卷七十八有“委中书门下，据报状磨勘闻奏”的例子。王建的《赠华州郑大夫》中也有“报状拆开知足雨，赦书宣过喜无囚”的诗句，可见“报状”应该是一种官方文书向新闻报纸过渡时的初级产物。

“誶”也渐渐有了公开告知的用法，成为信息和新闻公开发布的一种方式，有时也写作“榜”。

需要说明的是，“布告”在唐代仍然是作为动词使用，如“布告中外”“布告遐迩”等。“告谕”也是如此，如“告谕天下”“告谕四镇”“告谕贼众”等，即为“公开告诉（百姓），使其知晓”之义。

3.新闻传播形式之丰富

唐代时的新闻传播内容十分丰富。李玉峰将唐代的新闻传播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信息、军事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和其他信息。

以经济信息和新闻传播为例，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对此有相关的描写：“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22]该诗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外客商云集长安；二是唐代在全盛时期经济信息、新闻传播十分广泛，身居都城，却能了解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商贸新闻。

唐代神童、著名的理财专家刘晏收集各地经济信息、新闻，用“常平法”平抑物价。换言之，即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市场调节的方法，使各地经济平稳发展。具体办法是：“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23]刘晏能把“安史之乱”后各地凋敝的情形较快地扭转过来，使全国人口很快增加，正是通过邮驿传递了解来自全国各地的物价信息，并加以计算和分析，采用全国一本账、各地算小账，采用“常平库”代表政府意志，将各地物价分为上、中、下三等，物价贵则卖出，物价贱则买入收储（如粮食），有效避免了“谷丰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的恶性循环。刘晏这种利用经济信息、探索经济规律、把政府调控与市场自动调节相结合的做法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关于文化信息和新闻的传播，则主要是通过官员、士人之间通邮、诗歌赠答等形式来传播。另外，在驿馆、寺庙等地的题壁诗也是当时人们传递信息和新闻的一种方式。李彬在其著作《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有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