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时期，新闻的采集方式基本上承袭了前朝的做法
上古时期，官方采集的“诗”往往是由民间的歌谣、童谣加工而成的，谱上曲后易于传唱，因而“采诗”这一新闻采集、传播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前汉书》卷二十四上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于天子。”每年初春之时，万物复苏，农民四散于野，开始耕作。采诗官手摇木铎，四处巡游，探访民情。采集的内容献给太师，然后由太师编辑成符合音律、可以传唱的诗歌，以便天子体察民情，这也符合“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古训。
（二）信息、新闻的传播形式主要有四种
1.羽檄和檄文
《史记》记载了刘邦的一段话：“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裴骃在《集解》中解释道：“魏武帝《奏事》曰：‘今边有小警，辄露檄插羽，飞羽檄之意也。’推其言，则以鸟羽插檄书，谓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飞鸟也。”[12]后遂以“羽檄”指紧急公文，也称“羽书”，这是古代快速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当时的简一般是宽0.5～1厘米，长汉尺一尺，约23.5厘米。而唐代颜师古认为，羽檄一般长为两尺，即47厘米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檄文作为布告的一种，仍然是汉代的一种重要新闻载体。
檄者，传布告召之。文自丞相、尚书令、大将军、藩府州郡，皆用之。或以征兵，或以召吏，或以命官，或以谕不庭，或以讨叛逆，或以诱降附，或以诛僣伪，或以告人民，皆指陈事端罪状，开说利害，晓以逆顺，明其去就。其文峻，其辞切，必警动、震竦、撼摇、鼓荡，使畏威、服罪，然后为至已。其制以木简为之，长一尺二寸，若有急，则插以鸟羽，谓之羽檄；取其疾速也，故亦谓之羽书。初，汉高帝谓：“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又谓：“可传檄而定。”则三代先秦已自有之，而其文未见也。至孝武遣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始见。《喻巴蜀》一篇首曰：“告巴蜀太守”，终曰：“咸谕陛下意毋忽（也）”，盖古制然也。[13]
《谕巴蜀檄》是一篇政府文告。汉武帝好大喜功，使臣唐蒙认为从夜郎的牂牁江（今乌江，一说为北盘江）向南可以开凿出通到粤地的水路，以征服南越国。[14]遂拜唐蒙为中郎将，派其出使西南的夜郎、僰中地区。唐蒙征用巴蜀吏卒一千人开漕河，地方郡县把役夫扩大到万人左右，河道挖了两年也没有开通，民夫倒死了很多。役夫中有人带头抗议，被官府杀掉了，因而激起民愤，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于是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责备唐蒙，并代表朝廷告诉巴蜀百姓：唐蒙所作所为并非皇帝本意，用以安抚民众。可见，檄文也是一种重要的新闻载体，它有着官方的权威性，在时间上也有快速到达的要求。这一及时下达的政令既有安慰、体恤民众的意味，也有着新闻的准确性、时效性等鲜明特点。
2.布告和牓
布告可能早期是写在麻布或帛布上的，故称布告，是“以布帛告之”的意思。《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布告”一词在《史记》中出现21次，在《前汉书》《后汉书》及相关续书中出现34次，以“布告天下”“布告诸侯”等词条为多。“布告”一词汉初即为政府发布文告，有“昭告天下”之意——当然汉代初年信息、新闻可能只是在诸侯间通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扩大了传达的范围。但直到唐五代时期，它也多以“布告天下”的形式出现，可见“布告”从汉到唐五代一直是作为动词来使用的。它与当今社会中所用的“布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概到汉朝后期，出现了一种名为“誶”的新闻传播形式，表“公示”“公告”之义。《后汉书》卷一百七云：
（阳球）乃僵磔（王）甫尸于夏城门，大署牓曰“贼臣王甫”。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阳球是《酷吏列传》中的人物，该例讲述他诛杀奸猾之徒中常侍王甫的事。为了起到警示作用，被施以车裂刑罚后的王甫尸体边还挂了一个木牌，上书四个大字“贼臣王甫”。之后，同为中常侍的曹节受到王甫被“曝尸公示”的刺激，对阳球采取了报复措施。而在下例的“誶”中，更是将卖官鬻爵做到了公开报价。《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九云：
于是悬鸿都之牓，开卖官之府，公卿以降，悉有等差。
该“誶”与“榜”通假，有“明文公布”之义，也是当时公开报道的一种形式；从这些例子来看，它可被称为今天“公示”“公告”的滥觞。由此可见，新闻的传播形式在汉代有了一定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两汉时期，信息、新闻传播的载体还是以简牍为主
众所周知，西汉中后期，中国发明了造纸术，但由于制作复杂，没有大规模应用。皇帝批阅奏折时还是以简牍为主。东汉时期，宦官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改良，用树皮、麻头及敝布、渔网等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纸，因其封“龙亭侯”，故史称“蔡侯纸”。这种经过改良的技术扩大了造纸的原材料，使纸张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其应用扩大到了社会的层面。因此，钱存训认为，纸张在两晋时期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书写用品的主流。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洛阳纸贵”便是一个例证。
随着造纸技术日趋成熟，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这使得纸张的应用逐渐流行起来。这也使得信息和新闻的传播更加便捷。有学者认为，灞桥纸和新疆近期考古发现的纸就是两汉时期的产物。
（四）三国时期，颁布《邮驿令》，纸张为信息、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
1.曹丕颁布《邮驿令》
三国时期，新闻传播的渠道和方式有了进一步发展。魏文帝曹丕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化的邮驿法令《邮驿令》，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如鼓声、白幡、绛旗等）、“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指长安、洛阳、许昌、邺、谯）私自交流信息等政治禁令——顺便说一句，直到汉代，地方王侯与朝中大臣私下传递信息、新闻的行为仍然被严格限制，如御史大夫桑弘羊即被指控与燕王“交通私书”、涉嫌谋反而被诛。这里的“交通私书”即私自传递信息、交流朝廷变动等时政新闻。由此可见，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当时都严格控制在官方手中。
曹丕颁布的这部法令对后世邮驿、驿传立法及信息、新闻的管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邮驿令》虽然已经失传，但部分内容仍然保存在一些其他的类书中。由此，新闻的传播也和邮驿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清代末年，西学东渐之时，还有报纸以“邮”字命名，如1880年天津创办的《北方邮报》、1894年烟台创办的《芝罘快邮》等。
“露布”是一种以流动的方式“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的传播载体。[15]如三国时期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说：“人有劝术（袁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这一时期的露布含义有三种：一是可流动传播的公文；二是捷报，常与“檄文”相对应使用；三是作檄文用，即作战前征讨敌人的檄文。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这么一件趣事：“桓宣武（桓温）北征，袁虎（袁宏）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16]桓温，东晋时的一代枭雄，北伐中原，收复国都饮马黄河，纳了位美妾，还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成语[17]，在命人书写战书时也留下了“倚马可待”的成语。这一故事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纸张已取代布帛，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故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认为，“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18]。这一论断与钱存训等学者的观点相仿。也就是说，东汉末年，纸张已取代了简牍的主导地位，成为信息、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
2.驿传向水路的延伸和纸张的大量使用使传播更加便捷
南北朝时期，官方的传播渠道驿路由陆路向水路延伸，再加上纸张的大量使用，大大促进了新闻信息的传播。“翰动若飞，纸落如云”（《西晋文纪》卷十四）等成语就出现在西晋时期。翻检《晋书》，还有“以赤纸为诏”“以小纸为书”“青纸”“黄纸”等记载传递信息的词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长期分裂，驿传制度虽然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局部地区却有所恢复和发展。其中驿传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纸质文书逐步取代简牍，使邮书的传递相对便利。由于江南地区河流众多、水网密布，从东吴时期始，统治者便利用这一地理条件，扩充邮驿至水路，普遍建立水驿。至南朝时，形成了以水路为主、水陆相兼的驿传系统，从而进一步健全了驿传体系。[19]
但这种正常的邮驿制度经常因为统治阶层的胡作非为而遭到破坏。南齐萧子良在《请停台使书》中形象地揭露这种弊端：（官员）“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册府元龟》卷二百八十八）这完全是一副假借天子名义耍派头而在驿站指手画脚、训斥驿吏、八面威风的德行。即使官员们想要与亲朋好友互通音讯、传递消息，那也是很困难的。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东晋殷洪乔从京城赴南昌做太守，京城（南京）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官员）求他捎带了一百多封书信，他一是嫌拖累，二是私拆信件后发现信函中有一些请托之事，顿时产生厌恶之情，到了石头渚（江西赣水西口），就把这些信投入水中，任其在河中漂流，这便是史上有名的“付诸洪乔”的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可真谓是“咄咄怪事”，京城人士以此传递新闻、信息的希望化为泡影。
南朝名人陆凯托驿臣给史学家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已觉得十分难得，因而留下了千古名句：“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由此可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邮传系统有了较大的进步，传递对象除了政府官文之外，将士大夫、官员的通讯纳了进来；纸张的普遍使用使新闻的传播更加便捷；邮路、驿路扩大到了江南地区，水路也成为驿路的选择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及新闻传播的对象扩大了，传播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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