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出版与新闻传播研究——刻书经费筹措与石刻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九经》的雕版印刷并非贸然之举，而是在《贞观政要》印刷成功的基础上，才将新型技术扩大应用范围。

《贞观政要》在天成二年（927年）便已有雕版印刷的图书问世。后唐闵帝一即位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旧五代史》卷六十七）。汉隐帝即位后欲修德政，大臣们也劝他读《贞观政要》（《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可见，《贞观政要》的印刷比《九经》早。

从唐末到五代，当时官方流行的图书传播观念还是抄书。刻书之行为被士大夫和富贵之家所鄙视。因此，平民出身的李愚、冯道等人为了推动这一事业的前进，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授权后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如参与刻书者，提拔时可降格录用，或减少一门业务的考核等。

《册府元龟》载：“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曾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册府元龟·卷六百八》）李愚、冯道因而奏请后唐君主，请求官方刻印《九经》。《九经》一般指“三礼”、“三传”、《易经》、《尚书》和《诗经》。“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43]

国子监其实原来始自汉代的太学，汉代以后每个朝代的称呼都不一样，如国子学、国子寺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有时还兼有管理教育的功能。隋代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使之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详见上文111—112页。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教师38人，学生140人。国子监所管理的国子学与太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一般供贵族或高级官员的子弟就读。唐代至五代都沿用了这一制度。但五代的国子监与隋唐时期的不同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管理机构和学校，还兼有出版的功能。(www.xing528.com)

关于五代国子监的出版情况，李明杰的《五代国子监刻书》、王志国的《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等文章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从相关资料中发现：国子监经费十分紧张，其刻书行为是从无到有，逐渐积累，时机成熟后如春蚕吐丝般绵延不绝，长达二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早在后梁建国之初，连学生上课的地方都没有，修建孔庙的费用还是开平三年（909年）起从官员的俸禄中每贯抽取15文扣下来的。另外，招收学生也只能一再缩减学员规模，并且让学生交“束脩”（即学费）来筹措经费。如唐武德元年（618年）国子监的学生名额为300人，而在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国子监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200员。两年后，国子监又上奏，请求补充进入国子监的学生，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及第后要再交光学钱一千（《五代会要》卷十六）。而一般认为始自932年的国子监刻书更是四处化缘式地筹措经费，如动用政事堂厨钱和诸司公用钱、收取及第举人礼钱等，才得以进行下去。

近来关于官刻《九经》的首倡者一般都提及李愚。理由是该奏本为中书门下所启，而自长兴二年（931年）三月起（吴缜疑之更早），李愚即为中书侍郎兼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份奏折他不可能不署名。二是李愚位高年长，且曾随后唐军队入蜀，应该见识了蜀地的书肆、书铺，因其民间板印的经济高效而受到启发，遂有此动议。

从上述史料中也看出官方出版的特点：一是版本之正宗，依据的是唐代“开成石经”。尽管开成石经存在一些错误，但是在熹平石经缺失的情况下，它仍不失为较好的范本，用其他典籍和不同的版本校对后再雕版、印刷，图书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二是“抄写—校勘—书丹—雕版—印刷”分工明确，出版流程规范有序，保证了出版的质量，这也是一般民间书坊所无法比拟的。三是主事者的坚守和历时之长。自932年始，从后唐、后晋、后汉到后周，皇帝换了7个，中间还有契丹入侵。李愚已于935年去世，冯道、田敏等人不仅“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还多方筹措经费，网罗各色人才（书手如李鹗、郭嵠，校对如马缟、陈观、段颙、路航等），使之坚持22年，方将《九经》雕刻完毕，成为中国出版史上不朽之盛事，实属不易。其后出版的《经典释文》被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称之为“字画端严……更无舛误”的出版典范之作。^[44]四是宣告了官方对雕版印刷的正式承认。五代以前，官方认可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手抄（如唐及前朝就有馆阁人员专门从事此业；民间更是有人以此为业，从东汉一直到清代末年，号称“佣书”，如：东汉的班超、王溥，南北朝的崔亮，乃至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等），或刻石经（将经文刻于石板［壁］之上），但这两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费钱，而用枣木、梓木等材料加工成的木板进行雕刻印刷相对要经济得多。因而，民间发明的这一传播方式从此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出版的主流。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其肯定有加。五是经注合一，即在经文边上夹注，便于阅读和理解经文的含义。这一创举也为后世所仿效。南宋黄善夫的《三家注〈史记〉》便是此样的典范之作。

五代时期，其他地方也有史书的出版。毋昭裔除了《九经》之外，还刻有《史记》《汉书》等史籍，南唐的建业文房也雕版印刷过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南朝陈代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4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