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本人早年所读《兔园册府》之类的教材往往为出身于豪门望族的人所轻视。因此，冯道对于《九经》的雕刻是既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又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资金来源、技术人才的储备等。
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冯道在朝廷中的较高威望以及对官员和僚属队伍教育的迫切需要，是冯道得以施展才华、倡议刻《九经》的一个先决条件。
换言之，其他人来倡导和实施，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比如，冯道的亲家刘昫是《旧唐书》的领衔主编，虽然位居宰辅之高位，但李愚就经常与其发生争执。很多事情往往意见不统一，或议而不能决，后来只能挂冠而去。
另外，还有很多使雕版印刷图书成为现实的必然性因素。其一是石经刻写费用巨大，当时没有这个财力，只能选择雕版刻书；其二，是要有编写—校对—书写—雕版—刷印—装订等配套的技术人才。
用黄镇伟先生的话来说，一是政治上的需要，二是出版技术上的成熟可行，二者结合，那么官方倡导刻《九经》这件事便顺理成章了。(www.xing528.com)
关于冯道的评论，历来褒贬不一。自欧阳修及司马光在《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中对冯道极尽诋毁之能事后，冯道的几近圣人的光辉形象便从云端跌落到地狱，主要观点是指责其不忠。这种观点自北宋后一直比较有市场。清代的赵翼、现代的范文澜等学者皆持此观点。但王安石、李贽则力挺冯道，称赏有加。
“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41]黄仁宇想用历史解释代替道德评判。李学勤先生更进一步，在否定旧道统的同时，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对冯道作了更高的评价：“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42]从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冯道刻《九经》的行为就显得有着特殊的意义。
下面我们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梳理冯道主持板刻《九经》的艰辛历程，力图还原出这一伟大创举的大致轮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