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连年的战争，唐代的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司经局等几乎都不复存在了。农民起义及军阀混战使都城长安及洛阳、开封等中原地区的大城市一次次地被战争洗劫，图书大多四下散失了。五代有多位皇帝下诏征集图书，大多是无果而终，有时半年都征集不到一本完整的图书。
沙陀血统的李存勖早年跟着父亲南征北战，既无时间读书，也无书可读。到了十三岁时，曾经抄写过《春秋》一书。众所周知，《春秋》文字过于简质，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如果没有相关的参考书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没有教师指导，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左传》中洋洋洒洒700多字的郑国兄弟相争的事件[25]在《春秋》中只有9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与文字学功底，是很难读懂这一行字的。
新政权建立之初，首要任务是安抚军队、安定民心、稳定政局。因而在同光元年（923年）十二月庚辰日（第17天），御史中丞李德休就上奏：
当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26]，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追取本朝法书焚毁，或经兵火所遗，皆无旧本节目。只定州敕库有本朝法书具在，请敕定州节度使速写副本进纳，庶刑法令式，并合本朝旧制。[27]
上述奏章的主要意思是，目前从朝廷到州县，颁布并通行的是前朝朱温“伪梁”的伪法律，本朝是大唐王朝的延续，理应继承唐代的大统，因而首先要从政治和法理上恢复唐朝的本来面目，因此急需颁布唐朝的法律，沿用唐朝的制度。
后唐的庄宗在《答李德休请详定本朝法书敕》对他进行了表扬：
李德休誉洽朝端，任隆台宪，将举行于旧典，请删定其法书，载阅申陈，备见公切。[28]
庄宗批示按李德休的意见来办。
不久，定州节度使王都派人写了《唐朝格式律令》的复本献上，共二百八十六卷。同光二年（924年）二月，在刑部尚书的主持下，卢质（一说卢价）等人模仿唐宣宗时的《大中刑律统类》，编纂了《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29]
虽然在建国方针上士大夫们形成了初步的统一，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李存勖并没有认真实施，而是任由志在聚敛、一心讨好皇上的孔谦胡作非为。如果是在战争年代，征粮多一点，也情有可原。但是在和平年代，而且是在天灾不断、农民歉收、穷得要逃荒的情况下，还纵容孔谦一味地搜刮，也就失去了民心。加上之前李存勖重用宦官和伶人，也慢慢失去了军心，以致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经历了变乱后的后唐大臣们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帝王之术的重要性。“君—臣—兵—民”四者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种种游戏规则，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君王要学会如何“坐天下”。于是，在后唐明宗登上帝位的第二年，即天成二年（927年），国子监便开始刊刻《贞观政要》。[30]
《贞观政要》由唐吴兢（670—749）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23年中君臣讨论政事的重要文献。该书“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其目的在于“用备劝诫”，也表现出作者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历史反思。全书十卷，计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与魏徵（580—643）、房玄龄（579—648）、杜如晦（585—630）等大臣的问答以及大臣的谏诤、奏疏。全书从总结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性，对于后世的帝王有很强的借鉴价值。[31]
为什么要刻《贞观政要》呢？因为当时驰骋中原的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根本没有如何“下马治天下”的知识储备，就连号称明宗的李嗣源也在这方面栽了跟头。
帝王去世后，其谥号是有讲究的，有的恰如其分，有的便有反讽的意味：“庄宗”做事并不一定“庄重”，唐庄宗的谥号便是如此而已。“明宗”并不一定“明君”，有人评论其“仁而不明”：
一个缺乏政治、历史知识的人是很难有知人论世的能力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在位时间较长的一位君主。但他“仁而不明”，昧于识人，不辨忠奸、优劣。在外管不好军队，在家又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他在李从荣之乱平息后含恨而亡。[32]
三十多岁的庄宗在位时并非不喜欢文墨，但他不去认真地学习经义、不去虚心地学习怎样坐天下，而是附庸风雅学习怎样吟诗作赋，以至于三四年就皇冠落地、身死国亡。
六十岁的李嗣源被乱军拥戴、坐上龙椅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内心非常惶恐。低微的出身、沙陀族的血统、近乎文盲的文化水平让明宗心里非常自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当皇帝的美梦，也缺乏这方面的才能。李嗣源的无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教子无方。不知道如何选才、育才，为自己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次子李从荣专横跋扈、骄纵不法，居然还让他掌握兵权，位于宰相之上，而不是控制使用。其实他应该选声望较高、比较贤良的三子李从厚（914—934）作为太子，进宫接受太子太傅的训导。另外，带着太子听政，让他学习如何执政。
二是无法甄别贤良与庸才。该重用什么人、不该用哪些人他不清楚。他把“情”放在首位，而不是知晓如何用人。比如，一代名相任圜一年就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由于他非自己的嫡系，又由于与明宗宠幸的安重诲发生争执，让他非常不高兴。老宫女的一两句闲话就让明宗罢了任圜的官。
三是驭臣无术。对于如何君臣关系，唐明宗常常苦无良策。如对于矫诏杀人、乱操权柄的安重诲一时居然毫无办法，任由他把治国能臣任圜给灭门了，自己同甘共苦的发小杨彦温也成为安重诲的棋子被冤杀。只能一个人到庙里去祷告，以宣泄内心的苦闷。[33]
四是由于明宗在皇位继承上的无知，后唐迅速败亡。李嗣源根本就没有“储君”这一概念。当大臣们规劝他要准备好接班人时，他居然大发脾气：你们是要让我现在退位吗？这种“很傻很天真”的行为让众大臣如履薄冰。
由于明宗在世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以至于次子李从荣夺位失败被杀，年仅20岁的三子李从厚仓促继位，更不知道如何治理朝政，任由权臣摆布。由此又制造出君臣嫌隙，李从珂被逼反叛，李从厚登基5月而亡。养子李从珂继位后也仅20个月就身死国灭。后唐就这样被石敬瑭灭亡了。
由此可见，军人干政、军阀混乱已成为当时一大社会公害。上至君王权臣，下至黎民百姓，莫不惨遭荼毒。要改变此现状，就要对君王、大臣、军人等进行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也要接受正规的教育，都需要大批的经典图书。
当时的国子监几乎是名存实亡。隋唐的相关史料显示，隋代初年，国子监就有140名学生，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书学和算学。教师分博士和助教两个等级，前三种“学科”每门课各有博士5名、助教5名；后两门课各有博士2名、助教2名。唐承隋制，在唐初的武德二年（618年），单单国子学就有学生300名，主要是招的贵族子弟，教师24名。唐代贞观元年起，学校机构的设置又进一步细化：“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从三品）1人，“司业”（从四品下）2人，丞1人，主簿1人，录事1人；博士共38人（其中，国子学博士[34]5人，五经博士各2人，太学博士6人，广文馆博士4人，四门学博士6人，律学博士3人，书学博士2人，算学博士2人）；助教共22人（其中，国子学助教5人，太学助教6人，广文馆助教2人，四门学助教6人，律学助教1人，书学助教1人，算学助教1人）；直讲共8人（其中国子学直讲8人，四门学直讲8人）；教务官共71人；事务官共3人。[35]参见图8。
图8 唐代学制系统[36]
而到了唐末，由于战争的破坏，国子监也衰败了。[37]校舍被破坏，建制也大为缩减，学生人数也大为缩减。
表3为五代历届国子监职官人员的统计数据。
如果要刻石经，对于五代“日不暇给”的短命王朝来讲，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财力来支撑，而人才、技术也不具备；如果要快速、高效地办成，只有采用民间雕版印刷的方法才能达此目的。
表3 五代历届国子监职官[38]
（续表）
①周家凤认为刘鼎做过后唐的“《尚书》博士”，推究刘鼎与后梁的渊源，笔者认为应该这是后梁的事。因此存疑，暂未列入表中。参见：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百八·刘鼎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275—3276.参见：周家凤.五代中央官学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19—2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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