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明宗开明
庄宗死后，李嗣源在一片混乱中登基，他被称为“唐明宗”。李嗣源之所以被称为“明宗”或“五代明君”，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政绩：
第一，他杀掉伶人和宦官，革除了庄宗时代的弊端。命令各地的节度使诛尽阉宦后，撤掉监军一职。[13]对于伶人，大多也被诛杀，除了政治的一大隐患。[14]
第二，整顿吏治，消除腐败根源。唐明宗将盗掘唐朝陵墓的温韬和后梁降将段凝赐死（段凝开始被流放边疆，后又将他赐死在流放地）。对豆卢革、韦说这样的士族奸臣先是贬到外地，然后再下诏赐死。对于李存勖曾经重用聚敛民财的租庸使孔谦，唐明宗也是顺应民意，果断诛杀。[15]
第三，唐明宗以俭治国，一反唐庄宗的奢侈之风，轻徭薄赋。禁止进献鹰犬珠宝珍玩之类的奢侈品，将数千宫女基本上遣散回去，择优留下一百人，内官只留三十人，教坊留一百人，鹰坊留五十人，御厨房留五十人。对政务和衙门也是尽量精简。撤销了各个部门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机构。并下诏命各部军队就近征调粮草。[16]
第四，大赦天下，平反冤假错案。左拾遗李同上言：“天下系囚，请委长吏逐旬亲自引问，质其罪状真虚，然后论之以法，庶无枉滥。”[17]
……
上述措施为唐明宗后来创造的“粗为小康”（司马光《资治通鉴》语）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宗即位后，在朝野的交口称赞中，冯道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明宗入主洛阳后，拜冯道为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就是从冯道开始设立的，后为宋朝沿用。“端明殿”学士比“翰林承旨”还要高一层次，实际上就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18]
不久冯道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出身贫困、微贱却有才干、有抱负的，只要是他素来相知的读书人，他一律提拔重用；唐明宗时期，豪门大族中行为浮躁的人他必定贬抑不用。有位工部侍郎名叫任赞，退朝时，和吏部侍郎刘岳用俚语评论冯道。在后面嘲笑冯道说：“他如果走得太快，一定会掉下《兔园册》。”唐宋时期，人们一般是宽衣大袍，书多揣在怀中，因而有遗漏的可能。
这刚好给了冯道树立威信的一个机会——刘岳去了秘书监，这个职位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刚好让这个膏粱子弟多读点书；任赞任散骑常侍，也是降级使用。
《兔园册》又称《兔园策》或《兔园策府》。据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这是一本类书，是唐太宗之子李恽任梁州都督后命令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制成。梁州又名宋州，是汉代梁孝王所封之地。梁孝王刘武建有梁园，以聚四方英才。梁园又名“兔园”，故此书取名《兔园策》，寓有培养人才的深意。该书引用经史解释，收集古今事迹、典故，以对偶的文句分类编集，有48门、30卷。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残篇显示，有以下分类：王、公主、公卿、御史、刺史、县令、朋友、人才、文笔、勤学、宴集、富贵、酒、送别、客游、荐举、报恩、兄弟、父母、孝养、丧孝、孝行、丧葬、婚姻、重妻、弃妻、弃夫、美男、美女、贞男、贞妇、丑男、丑女、闺情、神仙等。所涉及的都是人情世故之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的应用。[19]《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就是说这种私塾教学用的课本一般士大夫是比较轻视的。
冯道听说朝臣对《兔园册》的非议，就把任赞叫来对他说：“《兔园册》的文章都是名儒编集的，我可以背诵。旧朝廷一些士子不过读了些考场上的华丽辞藻，就去应试、窃取公卿的名位，真是何等浅薄、狭隘。”任赞听了十分惭愧。(www.xing528.com)
冯道的真才实学并非虚言，而是受到实践检验的。
早在张承业掌管太原时期，约907—908年间，李存勖曾经在军帐中召卢程拟一个文件，卢程就推辞说自己是徒有虚名，公文不太熟悉。于是军政文书这类差事便不再考虑他了。又有一次，张承业让卢程做个出纳，做点会计性质的事情，卢程又推脱说这不是自己的强项。张承业把他批评了一通，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行，那会点啥呢？所以，卢程在掌书记的职位上与冯道“竞职”失败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能表明冯道肚子里的学问是货真价实的。（《周书十七·列传六》中《冯道传》载：
复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进《贺平中山王都表》，云：“复真定之逆贼”。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顿至折角。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继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20]
天成、长兴年间，天下连年丰收，朝廷无事。明宗在延英殿处理朝政结束后留下冯道，询问他朝廷外面的事。冯道说：“陛下以至上的道德承受天命，上天以丰年昭示祥瑞，陛下更要日日谨慎，以酬答上天之心。微臣常常回忆起在先帝霸府任职时，曾奉命出使中山（今河北定州），过井陉（今井陉县，在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险地时，唯恐马匹失蹄，不敢放松缰绳，等到平地，便不再小心谨慎，结果从马上摔下来，差点摔残废了。臣所说的这件事虽然小，却可以小中见大。陛下不要因为天下清明安定、连年丰收，便无节制地享乐。兢兢业业是臣对陛下的希望。”[21]明宗非常赞同。
有一年，农业丰收了，明宗问冯道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些？冯道回答说：“谷贵饿民，谷贱伤农，这是常理。臣记得近代有个叫聂夷中的举子有首《伤田家》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22]唐明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命侍臣将这首诗写在屏风上，经常诵读。
1.君王提倡多读经书
李嗣源也是沙陀人，行伍出身，是一个标准的“大老粗”。由于不识文字，四方奏章都由粗通文字的枢密使安重诲诵读，于是他就每天跟着学习一些治国之道。安重诲建议设置端明殿学士，任冯道等为大学士，宣讲儒家经书。他从谏如流，自己也听得很有兴趣。还鼓励大臣督导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由于李嗣源善于学习中原传统文化，因此粗暴的性情纠正了很多，虽然他也是马上得天下，但能够把国家治理得比较清明安定。他在位的七八年时间是五代史上难得的一段勉强称得上“小康”的时期。
2.朝廷人才极度缺乏，常常无人可用，需要刊刻经典图书来培养人才
从当朝君王文化知识的缺乏，到朝廷重臣的不知礼数，乃至臣吏的贪求无已，种种道德失范、缺乏社会良序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庄宗时期的郭崇韬，因为心直口快，伤害了李存勖宠信的宦官，而被冤杀；而更为可笑的是，杀害他的“教令”出自他提议册封的刘皇后。郭崇韬的不能“知人”以及刘皇后的愚昧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3]直接原因可能与他们的性格及纷乱的时事有关，而间接原因则是连年征战、不晓诗书等因素。
唐明宗时期倚重安重诲和任圜两位大臣。这两个人虽然对李嗣源很忠贞，办事也很认真，但两人之间不能互相配合，相反却互相攻击，有时在朝堂上竟然相互争吵，以至于后宫的老宫女都能听到，弄得朝政混乱，大臣们也不能团结。“白头宫女在”，肯定要“闲坐说玄宗”：“皇上，大臣们在朝廷上吵架这种没有规矩的事，在大唐长安的皇宫是没有的。”老宫女们这么一议论，任圜就被解职了。927年，任圜居然被安重诲矫诏赐死。[24]
粗通文墨、刚愎专断的安重诲由于力主削藩、诬杀宰相任圜等，在处理李从珂的问题上与后唐明宗发生了分歧，渐为明宗嫌弃和猜疑，就让他退休回老家了。长兴二年（931年），他以离间孟知祥、董璋、钱镠的罪名，被明宗派李从璋赴河东将其诛杀。
这些年间发生的一幕幕悲剧让冯道、李愚等深深地感觉到，政局稳，军民安。君臣不和、军阀动辄作乱是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君臣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就必须大力刊刻文化典籍、大力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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