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唐宋历史文化脉络，我们发现：从安史之乱，到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以至唐末的武人跋扈——割据一方、杀人如麻、涂炭生灵，人们对武人的厌恶已达到极限。而另一方面，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为非作歹及其官官相护的封闭性、阶层固化的不可持续性又造成了唐末社会的动乱。无论是内法外儒，还是儒、释、道三家并用，李唐王朝都存在着社会管理技术上的明显失误。在传统的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化胡”—“胡化”这一近乎宿命的历史螺旋式地演进着。
以北方游牧民族“表演”为主的五个短暂的中原王朝都延续了藩镇割据时的作风和习惯，因而在政治管理上更加显得稚嫩。后唐庄宗李存勖即是鲜明的一例：与朱梁血战15年（908—923），当上皇帝不过三年，就在变乱中被人所杀。这些走马灯一样的军阀争战不仅祸害百姓，对争斗方的当事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中几乎没有赢家。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张广达先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1](www.xing528.com)
通西域，既给大唐王朝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无论安史之乱的叛将安禄山（粟特人），还是五代时称霸中原的沙陀族，他们都是“西域”人。
所以，以冯道为首、汉族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官集团雕刻《九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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