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早在唐初因为实行了科举制度而沾沾自喜，认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早在唐代初年就有很多隐士和处士因为贫困或出身不好等种种原因被隔离在统治阶层之外，只能成为唐王朝的冷眼旁观者，如王绩、孟浩然就是其中两位。王绩（约589—644），山西绛州人，早年在朝廷为官，但是由于经历过隋唐换代的变乱而无意于仕途，后又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贞观初年，王绩称病罢官回到故里，躬耕东皋[141]，自号“东皋子”。性格上比较高傲，喜欢饮酒，自作《五斗先生传》，著有《酒经》《酒谱》，注《老》《庄》等。其诗歌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尤其以五言著称。作为偏隅于山西郡县地方上的隐士，其诗歌阅读和传播也都是小众化的。
野 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王绩退隐是有着较为不菲的财产作后盾的，他家有良田十顷，即使算不上“土豪”，也足以成为地方上“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他当然可以在茶余酒后，透过微醺的目光，欣赏树上的“秋色”、山下的“落晖”。碰到山民还能“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而孟老夫子就没有这么潇洒了。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现湖北襄阳）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老夫子出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根据其人生经历，顶多算得上一个处士，而非“隐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闷骚男”。他将近不惑之年，游宦于长安，求官未果的心态表露无遗于《留别王维》一诗：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诗中的“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写尽了自己入京不仕的伤心事。
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孟浩然赶赴长安进行科举考试。当时科举并不规范，录用权基本上被皇亲国戚所垄断，流行的是“干谒”和“投卷”。即要讨好权贵们，才有可能获得录用。以孟浩然的家底和他的人脉关系，除了博取一些诗名之外，应该是没有上榜的希望的。应进士举失败之后，孟浩然心有不甘，仍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据说，他和张说交谊甚笃。一次，张说曾私自邀请他进入自己的办公衙署，刚好唐玄宗来了，没有官场经验的孟浩然情急之下只能躲到床下去了。玄宗发现异常后，“张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142]
据金敏、周祖文考证，孟浩然见到皇帝吓得躲在床下的事发生的概率较大，只是引荐人、时间、地点等细节因年代久远难以确定而已。其实这件事情揭示了下面一些事实：连孟浩然这样才高八斗、诗名满长安的人尚且落第，其他被埋没掉的人才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我们的判断是：肯定很多。如武周时期跟徐敬业一起造反的骆宾王，当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认为有这样才华的人不用，是宰相之过。这其实是蚊子叮菩萨——看错了对象。有安乐公主、太平公主这一类把持朝政的皇亲，宰相选才的空间其实很小。这也就涉及第二个问题：李唐王朝家国不分，科举制度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说门阀的势力依然强大。“七言诗长城”“科举达人”王昌龄仕途坎坷的遭遇就能说明这一问题：科举考试成绩越来越好，但是授予的官职越来越小。
结合前面提到的王梵志诗、寒山诗，我们能更深切地感到这一股“民间写作”的清泉在山间涌动着，只不过帝王将相们看到的都是御河中的锦鲤、大运河中的白米、洛阳街头的牡丹。如寒山的《天生百尺树》就说明，那些所谓的隐士、处士、隐者，“方外之人”，不过是怀才不遇罢了：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
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年多心尚劲，日久皮渐秃。
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而当这些“百尺树”渴求当一块“柱马屋”的板材都不得的时候，山间的汩汩清泉便汇聚成了山洪，社会良序的滑坡必将造成李唐王朝大厦的崩塌。如黄巢之流，从其《菊花》一诗中便可看出那冲天的杀气：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当然，从李唐王朝的晴转多云，到乌云密布，固然令人感到窒息。但这就是历史的冰冷之处。在公元10世纪，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的时候，那儿也是一片黑暗。
或许，这就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宿命。最高统治者永远难以听到底层百姓哭泣的声音。如果有人问著名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皇帝看到吗？这应该是“显性写作吧”，其文章算是公开出版吧？没有答案。而笔者的推测是很可能看不到。第一，谁来抄写？唐代中期，手抄仍然是重要的传播方式。顶多是亲友之间相互唱和而已。第二，谁来送给皇帝看？除了魏徵之辈，有没有其他人敢冒着砍头的危险“逆龙鳞”？
皇帝要看到《三吏》《三别》的可能性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该书很畅销，民间自发印刷出版销售，市场上可以购买得到。事实上市场上只有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在“模勒”，人们愿意花钱买一些当下的快乐，而不太愿意用银子买一些昨天的“眼泪”、剥开昨天的伤口。第二，皇帝酷爱读书，常常微服私访，上街能购买到。估计这两点，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可能都做不到。唯一有较大可能性看到的是太学的学生们，包括皇子在内。至于他们能不能看进去，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唐王朝的灭亡首先在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出了问题。道教优先的原则不仅使儒、法处于次要位置，而且对文官体系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国力的发展，具体体现在科举制度的受众面的狭隘性和数量偏少的局限性，有唐以来，200余年才3000余名进士，一年只有15名左右，少得可怜。其次，是以道教为优先发展的国策，本来是统治者为了蒙骗老百姓而生造出一个“太上玄元皇帝”，结果把自己也绕了进去。唐玄宗开元年间，不断地修缮道家图书，颁发诏令，编写的道家书籍达数千卷。[143]真的以为自己是“君权神授”，忘了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总之，唐玄宗在唐朝由盛转衰中要负很大的责任。无论藩镇割据，还是宦官专权，这都是唐王朝的两朵奇葩。这些问题都能从唐代的图书出版业中鲜明地体现出来，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注释】
[1]《全唐文》载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诘沙门法琳诏》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古。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毁我祖祢，
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
[2]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56.
[3]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132.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5]徐安怀，郑英树.资治通鉴（现代版）［M］.成都：巴蜀书社，1996：745.
[6]《道德真经广圣义经》实际上就是一本治国理政指南书。下文将会列举一些要义进行说明。此处借鹖冠子在教育庞煖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九道”作一简要介绍：“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能成为道家的人必须是全面的人才，这就将道家思想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鹖冠子》是道家类著作，兼及法家与兵家，传为战国时期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有三卷十九篇。
[7]另外，从这次渭水之盟的经过来看，从一开始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到后来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充分说明了唐太宗懂兵法，其胆识是远远超越常人的——“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他对上来极力劝谏自己不要轻敌的萧瑀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参见：徐安怀，郑英树.资治通鉴（现代版）［M］.成都：巴蜀书社，1996：745.
[8]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则天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与庶族的矛盾。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武则天颇有微词。
[9]刘博，杨柳.唐高宗不是窝囊废［J］.芳草：经典阅读，2011（7）：70—71.
[10]戚福康师原著持“唐初武则天时期说”，但他后来认为“唐初说”或“唐初后期说”最为合理，因此这一句子应改为“持‘唐初说’‘武则天时期说’的学者最多。”参见：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3—44.
[11]李致忠先生在其《古代版印通论》第三章第三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辨”中已详细考证此佛经为中国雕版印刷品，非韩国所产。
[12]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4.
[13]陆锡兴.论武则天制字的几个问题［J］.中国文字研究，2011（1）：120—127.
[14]唐中宗比他父亲还要懦弱，因甫一登基即欲重用其岳父为侍中（相当于宰相），对抗武则天而在两个月后被废除。先后被软禁于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镇附近）、房州（今湖北省房县）14年。古均州得名于均水，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1958年，因修建南水北调工程而沉在了汉江丹江口水库底部。
[15]唐朝选拔官员有严格的体系，选拔前看是否符合“标准”（既要有才华，也要求长相俊美），进入遴选之后必须“走程序”，任命后有考核（即所谓的“四善二十七最”）。文官由中书省、门下省的宰臣铨选，由于他们原则性强，由唐中宗及皇亲国戚推荐的官员大多不符合任职条件。“他采用变通手法，不经过二省而私自封官。由于底气不足，他所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按常规格式封发，而改用斜封；书写‘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人们称之为‘斜封墨敕’，所任命的官员叫作‘斜封官’。”参见：陈良.徇私封官惹祸患［J］.学习月刊，2014（11）：55.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
[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
[18]美国心理学硕士邓肯发现：1.2米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除非是特别信任、熟悉或者亲近的人，否则无论是说话还是其他交往，超过了这个距离，都将使人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他把距离分为四种：1.亲密距离（0.15米～0.44米）：人际关系中的最小距离，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属于可以促膝谈心、亲密无间的关系。2.个人距离（0.45米～1.2米）：属于人际交往中稍有分寸感的距离，彼此肢体接触不多，朋友与熟人都属于这一距离，如果是比较熟悉的，彼此距离更靠近0.45米。3.社交距离（1.2米～2.1米）：这个距离在社交或礼节上显得比较正式，正式场所、社交聚会上人们大多会保持这种礼貌的距离。4.公众距离（3.7米～7.6米）：一般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也是公开演说者和观众的距离。在这个范围里，人与人之间可以不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可以对彼此视而不见。也有人认为1.2～3.5米是社交比较适宜的距离。
[19]孙建军，陈彦田.全唐诗选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2：5089，5092.
[20]寒山（生卒年不详），字、号均不详，唐代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后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享年一百多岁。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唐代诗人曾经一度被世人冷落，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其诗却越来越多地被世人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如其诗所写：“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21]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以《北史》《隋书》等大量史料与寒山诗相印证，指出寒山乃为隋皇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因遭皇室内的妒忌与排挤及佛教思想影响而遁入空门，隐于天台山寒岩。钱学烈认为寒山是个“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的富家子弟。青年时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因相貌不够“丰伟”而一次次地落选。见《寒山诗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2]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96.
[23]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5.
[24]与之相印证的是，长安的一部分人才流落至敦煌后给敦煌带来音乐、舞蹈、壁画以及雕版印刷上的空前繁荣。敦煌石窟中保留下来的大量图书、壁画等足以证明。
[25]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42—343.
[26]秦灭巴、蜀后在四川推行郡县制，在原巴蜀地区设置了巴郡和蜀郡。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废除州郡制，改益州为剑南道，治所位于成都府。因位于剑门关以南，故名。至757年，将原来的剑南节度使分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
[27]怛罗斯之战（Battle of Talas，怛，音dá）是唐玄宗时李唐王朝势力与阿拉伯帝国势力在中亚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所在地众说纷纭，大致在葱岭以西、接近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的附近地区。战役发生在751年7月至8月间（唐玄宗天宝十年）。高仙芝领导的军队被艾布打败，中国向西通向地中海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终于此点。4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占领了河西（今天的甘肃东部和中部）、陇右地区（今天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北部），陆上丝绸之路完全中断。
[28]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549755185516.杨秀清：《唐宋时敦煌的那些熊孩子——习字抄书，也有抱负；常想女孩，讽师戏友》
[29]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1704
[30]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1704
[31]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7.
[32]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2.
[33]该经咒长31厘米，宽34厘米。此经咒刻本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而成都于唐至德二载改称“府”，所以此经咒刊印当在其后。在佛教信仰中，诵此咒者能消灾祛病，持此咒者有天神庇护。这件印本从墓主手臂所戴银镯内取出，可见此咒在当时广泛流行。具体可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本书图1和图2出自http：／／www.chnmuseum.cn／Default.aspx？Tab Id＝212＆AntiqueLanguageID＝732＆AspxAuto DetectCookie Support＝1JHJ。另见：白化文.优秀刻工雕版留名［N］.中国文化报，2014－04－18.
[34]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75.
[35]老甯.中国古籍版本的主要类型、名称的入门知识.［EB／OL］（2017－1－30）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1300630654782＿625376753.shtml.
[36]如前蜀被灭时，后唐正陷于天灾人祸，打仗只有15天的军粮。而百姓多冻饿而死，士兵也忍饥挨饿，最终酿成兵变。一方面是李存勖吝啬财物，不肯救灾；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原地区久战，地荒民穷。而希望靠打仗发财的唐庄宗虽然从前蜀“得节度十，州五十三，县二百四十九，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锦以千万计”。但由于没有治国良策，只是一味地贪图享乐，终究败亡。这也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发展生产、用文化教育百姓，才可能长治久安。当然，对于“山高皇帝远”的蜀地而言，中原是骄兵悍将的练兵场。让这些中原“雄主”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委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37]早在安史之乱时，睢阳（今商丘）等地就发生过城池被围、粮尽食人之事。唐末这种悲剧反复在中华大地上演。天复元年（901年），韩全诲挟持唐昭宗逃到凤翔。朱温围城一年多，城中粮尽，宫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唐昭宗每天只能磨点豆子、麦子，喝点粥。人肉每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钱。（《新五代史》卷四十《李茂贞传》）
[38]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2.
[39]谭红.巴蜀移民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6：145—146.
[40]或作“只有一日”，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556.
[41]丱（guàn）岁：幼年之义。此句另见：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659.
[42]据《十国春秋》卷四十六，此事乃唐道袭后来死于非命的不祥之预兆。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660.
[4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529.
[44]一般认为，唐代中晚期的《刘宏传》是中国最早的道教出版物。由唐代雁门人纥干泉任江南西道观察使（847—849）时刻的，印数达几千本。参见：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1.
[45]这些都是后世《道藏》的雏形，其中包括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的著作，有些是已经失传的古籍，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因此，有些道士既深谙政治，又是养生家，通晓医术。东晋时的葛洪、陶弘景和唐代时的孙思邈既是道学家，又是医学家。
[46]《道藏》并不是道教经典的简单汇集，一般按照南朝道士陆修静创立的“三洞四辅”的分类原则编纂。参见：张勇.杜光庭［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60—62.王瑛、孙亦平、罗争鸣、蔡堂根等对杜光庭也颇有研究。
[47]对杜的籍贯，持缙云人观点的主要有董浩、鲁迅、王瑛等，北宋陶岳在著《五代史补》时的“京兆杜陵人”（长安人）的观点可能不确切。
[48]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82.
[49]（汉）河上公，（唐）杜光庭等注.道德经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2015：543.
[50]涂文涛.四川教育史（上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543—546.这些教义对前蜀的种种社会乱象——君主王衍荒淫无度、顾命大臣专权误国、后宫外戚卖官鬻爵……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惜这位前蜀二世不听劝告，没有几年就亡国了。
[51]此诗赋版本较多，也有作《纪道德赋》。诗中文字，“地坤”或作“乾坤”，“信充仞”或作“信克仞”，“仞”也有作“轫”的。“三皇”有作“三星”，“五帝”或作“五常”。“以身弯之”或作“以身任之”“以
之”。“允塞”或作“朝夕”，“故”作“政”，“天地于道德”中“于”或作“非”。“道德于天地也有逾绳墨”中，有的版本作“天地于道德也有逾绳墨”。“垂”或作“乘”。此引文出处：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16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6277—6278.其他版本还有《鉴诫录》《御定历代赋汇》等。
[52]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672.
[53]洪迈.容斋随笔：图文版［M］.夏华等编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96.也有版本将“爵赏”作“赏罚”、“为人父母”作“为民父母”。
[54]另一说为902—967年，这是曲德森、胡福生的观点，作者未交代其年龄的由来。参见：曲德森，胡福生.中国印刷发展史图鉴［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3：100.要考证毋昭裔的出生年月，在资料缺乏的今天不太容易。由于赵宋王朝统一南方诸小国之后，对其图书资料都实行类似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不是销毁，就是篡改，所以大量五代时期地方小国的历史资料都付之阙如。我们只能从其儿孙辈的年龄来推测。毋昭裔至少有两个儿子，毋守素（921—973）是其中一个。后来965年后蜀降宋，毋守素在这一年随孟昶入中原，在赵宋王朝做官。不料一年后（“岁余”，见《吴越春秋》卷五十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83页），被其侄子毋正己参了一本，说是他在父丧期间娶妾。因此，毋昭裔应该是在966年或967年去世。毋正己当时任岳州（北宋时属荆湖北路）司法参军，这是一个八品以下的低级官职。毋正己父亲是毋守素的兄长，那他出生年应该是920年或者更早。按这个年龄及唐末的婚俗（贞观年间，最低法定结婚年龄是20岁，后唐玄宗改为15岁）来推测，毋昭裔婚娶应该是在900—905年前后，因此曲德森的观点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我们从冯道（882—954）、李愚（870？—935）等平民宰相的经历来看，大多30岁左右乃至更大年龄时才有可能胜任掌书记之类的资历和才学。同光三年（925年），毋昭裔被孟知祥任掌书记之职，这时毋昭裔如果30岁左右的话，那他的出生年则为895年。因此，笔者认为，毋昭裔的出生年应该是在890—905年。因为毋昭裔出身贫寒之家，虽然唐末门第观念已不再重要，但婚姻门当户对的思想根深蒂固，毋昭裔不太可能通过婚姻一跃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僚属。另外，从唐代的教育制度来看，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入学年龄为14—19岁，学习时限为9年。由此可知，唐代“大学生”毕业年龄为23岁至28岁。毋昭裔时，天下大乱，学校几乎瘫痪，他有没有上中央学校“四门学”不得而知，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是读的私塾，然后他再进一步自学，因而要把官方的大学教材《文选》《初学记》等借来仔细学习，为自己进入官场做好准备。因此，从毋昭裔的出身及其才名可知，他一步一步地经历了不少岗位的磨炼，才于925年做到掌书记的职位。因而，笔者的推断是，毋昭裔的出生年可能是895年前后，30岁左右得以为孟知祥所重用，卒于966年或967年（后蜀灭亡对当地官民影响深远。孟昶出降离开成都时，一些老人哭倒在路边。这种“国破家亡”的事件对毋昭裔的打击很大，蜀亡后不久去世也很正常）。白丁的《古代官场的年龄潜规则》（《人民论坛》，2010（1）：58—59）一文也认为，唐代为官“三十始出身，四十得从事”。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先从科举一途看，那些蟾宫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贞、陆贽、杨嗣复、郑畋都是18岁及第。但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唐一代，289年才出这么几个人物。通常情况下，能在20岁至25岁这个时段金榜题名的就可以称少年得志了。而享有这种荣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为多。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年）考取第四名进士时虽然已经29岁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却还是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这样看，走科举一途者，20多岁即获“出身”是令人羡慕的，30岁左右“始可出身”则是通常情况。所谓“出身”，就是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得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26岁；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35岁。如果在此期间发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丧事，还必须在家守丧，于是从及第到始任官职的间距还要拉长。因此可知，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即当上正式的国家干部，这才是寻常现象。结论：毋昭裔出生年约为890—900年，取中数为895年，卒于966年或967年。
[55]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554.
[56]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认为孟知祥夫人琼华公主是李存勖的大姐，而《资治通鉴》认为琼华公主是李克让的女儿、李存勖的堂姐，而《隆平集》《东都事略·孟昶传》则认为是李存勖的妹妹。这里，我们采用薛居正的观点。参见：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三十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64.
[57]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68—769.
[58]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982.
[59]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2.(www.xing528.com)
[60]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2.
[61]第35页中提到的赵思绾卒于949年，王景崇卒于950年。毋昭裔“后数年”“致仕”，当在950年之后。结合第41页的内容，毋昭裔退休极有可能是在953年。
[62]涂文涛.四川教育史（上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77—78.
[6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13.
[64]周德政，又作“周德贞”，《十国春秋》中作“政”，依据是《容斋随笔》，而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作“周德贞”。所引不同版本，略有不同。
[65]因版本不同，上文“张德钊”，此处作“张德昭”，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21.
[66]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四十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394.
[67]据史料载，952年，蜀国丰收，“斗米三钱”。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19.
[68]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7.
[69]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68.
[70]全祖望.蜀广政石经残本跋［M］.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二集·鲒埼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482.
[71]但后蜀的灭亡使这一文化进程戛然而止，直到苏轼（1137—1101）早年在四川较为偏远的地区眉州读书时看到的还是蜀地老儒的手抄本。
[72]据李致忠考证，毋克勤的两个哥哥已受到朝廷的恩赐。见李致忠先生的《“宰相出版家”——毋昭裔》（《国家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三期）。
[7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743.
[74]《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七中作“姓宋”。
[75]耿尚在《野人闲话》中称后蜀主孟昶：“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参见：［宋］耿焕.野人闲话［M］.陈尚君辑校.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991.
[76]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0—31.
[77]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74.
[78]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65.
[79]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66.
[80]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68.
[81]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J］.文献，2001（2）：57—61；何剑明.南唐国崇儒之风与江南社会的文化变迁［J］.文献，2003（10）：31—35.
[82]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71.
[83]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71—372.
[84]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73.
[85]郭鹏.五代时期孙鲂、沈彬、李建勋的诗社活动考述［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5（1）：43—46.
[86]胥平.《李丞相诗集》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6：26.
[87]胥平.《李丞相诗集》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6：26，41—45.
[88]2002年，本书第一作者曾随团游浙西大峡谷时宿于临安于潜镇。此地处于西天目山南麓，地势十分险要。黄巢乃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不习惯南方山地作战。史书上称钱镠计退黄巢之事，即发生于临安西部山区地带。
[89]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百三十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035.另一说作“石镜镇董昌”，参见：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47.“石镜镇”因山而名：临安大官山西北麓有小山名“石镜”，《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均有记载，为五代吴越国钱镠故里。唐天复元年（901），钱镠衣锦还乡，改石镜山为衣锦山、大官山为功臣山、茆山为安国山。
[90]吴任臣.十国春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85.
[91]吴任臣.十国春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90.
[92]金平，王文华.传世三十六代的钱氏《家训》［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0－08（7）.
[93]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3.
[94]吴任臣.十国春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85.
[95]吴任臣.十国春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92.
[96]吴任臣.十国春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99.
[97]许再思和徐绾原来是孙儒手下的两员战将，892年孙儒战败后降于钱镠。孙儒（？—892），河南蔡州人。唐末军阀，为人残暴，曾横行于江淮地区，以杀人为乐，曾在洛阳、扬州等地屠城，曾以人肉为食，后又横行于苏州、常州、润州、宣州一带，为庐州刺史杨行密攻杀。从唐末的变乱中我们可以看到，飞扬跋扈的武人大多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以孙儒为例，其作战固然少有人能敌，但其屠城、食人的反人类的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江南夺取政权，即使夺得政权，若不善待百姓，也顶多落得个刘建锋、李存勖之流的下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吴越国为代表的南方小国上至君臣、下至平民崇尚儒学、笃信佛教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98]三人的资料详见《十国春秋》卷八十六《吴越十》之《列传》。曹仲达生于浙江临平（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父曹圭曾在苏州为官。沈崧为闽地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唐昭宗御试时复选为进士。皮光业，字文通，湖北襄阳竟陵人，父皮日休曾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因此安家于苏州。皮光业生于苏州，“十岁能文”。
[99]钱俶原名“钱弘俶”，因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的讳，宋朝以后的史书都写作“钱俶”。
[100]黄公元.一代巨匠两宗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3.
[101]超永.五灯全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604.
[102]杨文斌.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1：6.
[103]释智学.永明延寿传记研究［J］.法光学坛，2001（5）：58—82.
[104]杨文斌.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1：8—9.
[105]黄公元.一代巨匠两宗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50.
[106]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72.
[107]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72.
[108]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6.
[109]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44.
[110]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44.
[111]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44.
[112]宋勇强.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5（5）：134—140.
[113]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339—340.
[114]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210—211.
[115]李哲良.佛光禅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42.
[116]李哲良.佛光禅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42.
[117]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73.
[118]三浦彩子.《受〈宗镜录〉启示的日本庭园与禅净一致思想》／／会议交流文集［G］.杭州：杭州市佛教协会，2004：415.
[119]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9－4（7）.
[120]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Gan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灵子.忧郁的常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1.
[121]见“敦煌研究院”网站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60518333848＆Page＝4.
[122]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5，129.
[123]赵贞.归义军押衙兼知他官略考［J］.敦煌研究，2001（2）：89—96.
[124]敝卷半箧斋http：／／blog.sina.com.cn／s／blog＿5f6791090102w8kh.html.
[125]吴建军.五代敦煌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研究［M］.装饰，2013（4）：82—85.
[126]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1302.
[127]新罗王朝大约存在了两个世纪（7世纪末—9世纪末）。670—676年，唐朝征高丽后曾一度占据了朝鲜半岛西边的部分领土纳入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护府（660—665）。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称为“统一新罗”。9世纪末期，统一新罗又分裂成为三个国家，史称“后三国”。935年，“后三国”被高丽统一。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32—37.
[128]闽地出版及徐寅等资料主要参考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31页。《台湾徐公演汐止家谱》载的徐寅生卒年与张秀民认定的不一致，兹录供参考：“寅公（858—929），字昭梦，后唐894年状元，官秘书省正字”。
[129]叶再生.出版史研究（第六辑）［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3—44.
[130]叶再生.出版史研究（第五辑）［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114.
[131]外戚干政，是指古代皇帝的外戚（尤其是母族）利用皇帝年幼或者无能把持朝廷政权的现象。中国尤以汉朝为最。汉武帝晚年立7岁的儿子刘弗陵做太子，命其母钩弋夫人自尽，就是为防外戚专政。汉哀帝、汉平帝时，外戚王氏相继把持朝政，酿成王莽代汉的结局。
《汉书·外戚传赞》云：“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唐代这种现象也依然存在。
[132]唐隆政变是唐隆元年六月庚子（710年7月21日）由当时相王李旦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于帝都长安城共同发起的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以禁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并彻底剿灭了韦氏集团告终。这次政变的后果是，即位不足一个月的李重茂退位，李旦复辟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太平公主的权势更加强大。
[13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2—73.
[134]唐高祖神尧帝姓李氏，陇西狄道人，其先出自颛顼，颛顼生大业，大业娶女华，女华生咎繇（一说即皋陶），其子孙绵历虞夏，代为理官，遂为理氏。殷末有理徵者，直道不容获罪于纣，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李实得全。又改理为李氏。周时有李氏处者，生子曰重耳字伯阳，周柱下史；道家称老君（即老子李耳），秦将李信即其后也。信曾孙广为汉前将军，自此后代为牧守，广十六世孙李暠（也作李皓）是为凉武昭王，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子重耳奔于江南，仕宋为汝南郡守，复归于魏，拜弘农太守，赠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门镇将，后以良家子镇于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于位，因遂家焉，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时追赠司空。公生太祖景。（《册府元龟·卷一》）
[135]诸葛文.中国历代疑案解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8.
[136]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年）二月追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明皇李隆基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加尊号“大圣祖”三字；天宝八载（749年）六月又加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见《旧唐书·高宗纪下》及《礼仪志四》。
[137]唐代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第三卷。
[138]怀义，即薛怀义（662—694），原名冯小宝，京兆鄠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人，早年在洛阳经商。后来因为长相特别俊美，又能说会道，被唐高宗的女儿千金公主看中，后推荐给武则天。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
[139]《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阎浮提，梵名Jambu-dvīpa，又作阎浮利、赡部提、南赡部洲等，梵汉兼译则作剡浮，“Jambu-dvīpa人世间”的意思。李唐王朝既然称自己是老子的后代，那么武则天也称自己是佛的化身，以宣示自己篡位的合法性。
[140]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J］.考古，2011（5）：81—93.
[141]古绛州龙门县，即山西万荣县通化镇，通化镇1972年由河津县划入万荣县。
[142]金敏，周祖文.“转喉触讳”辨：关于孟浩然和唐玄宗的一桩公案［J］.安徽史学，1999（4）：23—25.
[143]开元年间，唐玄宗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参见：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23.“道教修炼书《刘宏传》雕印多至数千本。”参见：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