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饱学之士，他们大多科举出身，或进士，或明经，秉承正统儒学之道，有的还是大文学家。因此，国家得以大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良好局面。然而，到了其统治的后半期，唐玄宗不再奉守儒家的治国之道，转而追求个人的“风花雪月”，因而一手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太平盛世。公元736年，唐玄宗的爱妃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思念、寝食不安。他听说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还有一种说法，说她长得像武惠妃），于是不顾礼节召见她，封为女真人。杨氏名义上是去道观做道士，为母后祈福，实际上是李隆基通过道观将杨玉环“儿媳”的身份漂白，让她成为道姑后再迎回宫中，册封为“贵妃”，心安理得地占为己有。
按儒家学说的观点，这种对传统人伦及治国之道发起挑战的做法将直接导致政治混乱、国破家亡。李治娶父亲的“才人”直接造就了后来的“武周代唐”，而李隆基的“夺媳为妇”则为安史之乱惹下了祸端。
“安史之乱”的后果极其严重。《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今徐州），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由此可见，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城乡破败，处处白骨，一片荒凉。自此，李唐王朝由盛转衰。中央王朝已无力对地方施加号令，安史余党在北方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蔓延全国。这些割据势力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代灭亡。
从公元9世纪后期，一直到五代，甚至到宋朝建立（961年），中华大地都是战火纷飞，延续了将近百年。因而，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和平。
五代时期，以儒、释、道尤其是佛教类图书为主要内容的出版物风行天下的政治意义是什么？透露了人民什么心声呢？显然，这是对和平的渴望与呼唤，这是对人性的发现——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对安居乐业的向往。例如，割据瓜州、沙州一带的节度使曹元忠在命人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等印刷品时便许愿：“天王”“福祐”，“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其他敦煌出土的资料也可以佐证。
而吴越国地区大量印制的《陀罗尼经咒》则被视为上至君臣、下至黎民百姓的“护身符”。据说此经咒有如此功用：
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能与一切众生最胜安乐，不为一切夜叉罗刹及癫痫病、饿鬼、塞犍罗鬼诸鬼神等作诸恼害，亦不为寒热等病之所侵损，所在之处恒常得胜，不为斗战怨仇之所侵害，能摧他敌，厌蛊咒咀不能为害，先业之罪悉得消灭，毒不能害，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不为雷电霹雳及非时恶风暴雨之所损害。若有受此神咒者，所以得胜，若能书写带在颈者或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净，常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又为诸佛菩萨之所忆念……持此咒者，当得安乐无诸疾病，色相炽盛，圆满吉祥，福德增长，一切咒法，皆得成就。(www.xing528.com)
这些咒语除了能给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之外，几乎起不到任何医治疾病、对抗天灾人祸的作用。但从“寒热”“斗战怨仇”“毒、火、刀、水”“雷电霹雳”“恶风暴雨”等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除了被战乱的洪流所裹胁，还要和天灾作斗争，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同经咒》中还记载如下：
若凡人带者，唯当书写此咒带之，佛告大梵若诸人等，能如法书写持带之者，常得安乐，所为之事皆得成就，现世受乐，后生天上，所有罪障悉得消灭，常受持者恒为诸佛菩萨之所拥念，于夜梦中常得见佛。亦得一切之所尊敬。[140]
五代十国，无论政府军队还是所谓的起义军，他们烧杀掳掠、胡作非为、敲骨吸髓，种种恶行罄竹难书。而北宋统一南方极其顺利——几乎没有动用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蜀国投降，吴越国和平“归顺”，这些“小国”几乎都是刻书发达的地区。
是蜀国、吴越国没有军事实力吗？南方诸小国军事实力肯定不如年年争战的五代中原王朝，但又不全是军事因素，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化的兴起使人们对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战争除了满足君王的征服欲望之外，能给百姓什么好处？
应该说，两国文化长期的熏陶使君民都对战争产生了厌恶。蜀国在孟昶主政时期也曾试图进军关中，但在军事实力上的确是打不过那些年年征战的沙陀军（李存勖、石敬瑭等都是沙陀人）。因此，后蜀主孟昶选择的也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执政态度。吴越国更是以儒、释、道治国，以发展经济为要务，力图避免与中原大国的战争。一旦中原有明君出现，随时准备纳土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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