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王朝血统的“硬伤”让统治者多方寻求统治的合法外衣。把老子抬出来，放在儒家前面，也是李氏王朝的一种手段。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认为，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
按照韦伯（Max Weber）的观察，权力拥有支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二是法制型，三是奇里斯玛型。但是古代中国的皇权要比这复杂得多，它是一种……“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正因为如此，要想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过程也相当复杂，比如要通过仪式证明自己得到“上天”的符命及其象征性的承诺，要获得上一王朝的臣服以拥有民众对新的政权的信任，要通过历史的书写获得传统的支持，要有一些顺乎时代的政策来赢得时间的绵延以保持政权的稳定，特别是要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指导力。当然，获得文化与思想的指导权力，从深层支持政治话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垄断经典思想的解释、建立教育与选举的制度，以及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系统和与之相应的文化风气。[133]
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的那样，7世纪上半叶，唐代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有相当深的忧虑的。于是李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为自己编故事、造舆论，让民众相信自己是上承天意来统治百姓的。
李唐王朝声称是老子李聃的后代，因而编造出一些假材料，以在宗族谱系上来证明自己继承天道、做皇帝称天子的合法性。[134]而弑兄篡位的李世民也为自己编了一份假材料。《唐书》记载了李世民“世民”二字的由来：李渊在李世民即将出生时在路上遇到一位书生，书生认真端详了李渊一会接着便大呼遇到了贵人，并说其即将出生之子有济世安邦之才，必将成大器。[135]这与刘邦让史家给其父戴绿帽子，说自己是母亲与龙合体而生的造假手段一模一样。
李唐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表明血统的正宗和高贵，刻意抬高老子的地位，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136]，在国内大力提倡道教。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137]这里明确地说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而由于道教与天文、历法、算学等相关联，历法的修订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李淳风、袁天罡等道家学者就不可避免地介入到唐王朝的政务中。(www.xing528.com)
李淳风（602—670），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道家学者，一度为李世民的谋士，后担任天文历法的制作与修订。一些唐代的历史笔记不乏唐太宗李世民向他问策、密谋的轶事。而道家有时也在唐王朝的政治斗争中呼风唤雨，此处不再赘述。
此外，佛教在唐朝也十分流行，一些王公贵族乃至皇帝都对佛教十分感兴趣。佛教的流行当然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有着历史的传承因素，更与统治者本身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春，在李世民消灭割据军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少林寺的和尚联合
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助唐军一臂之力，此事见载于少林寺中裴漼书《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而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的武则天也是在洛阳感业寺出家为尼后再为唐高宗李治所宠幸，后成为一代君王。为了表明自己篡权的合法性，她指使佛教徒怀义[138]等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言其夺取政权符合弥勒的授意。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139]
道教和佛教不仅大大稀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更成了他们欺骗民众、满足私欲的外衣。有时连统治者自己也陷入了“君权神授”的迷信之中。这就为李唐王朝后来的衰败埋下了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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