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点偏僻，瓜州和沙州一般不太被人们注意，但在出版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印刷品虽然数量上无法与成都、杭州的印刷品相比，但流传下来的珍品往往为世人所瞩目。
五代时期，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敦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中原，西通新疆，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一直是中原与西方交通的“咽喉之地”，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史书称瓜沙地区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因而也是东西方各种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19]应该说，这个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瓜沙地区不仅出土过回鹘文的经书，甚至出土过西方的《圣经》，壁画中也有印度和尚的画像乃至基督教中疑似圣母或修女的画像。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这里一度为吐蕃所占据，后来为唐朝节度使张议潮击败。自公元914年起至1002年的88年里，此两州由归义军节度使曹仁贵及其子孙所统治。到北宋初年，一度归顺宋朝，后又为西夏所占据。敦煌由于20世纪初藏经洞窟的发现而名扬世界。
按周有光先生的说法，这里是犍陀罗文化带的末端。“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120]
但是讨论到这一地区的印刷出版事业，实际上还绕不开安史之乱与唐末五代的变乱。因为这一地区的出版文化本来不是很兴旺，正是中原都城的陷落造成了人才的外逃，而使这一区域成为唐代文化的驿站。樊锦诗在《敦煌的地理和历史》一文中写道：
五代至宋初，即曹氏政权前期的壁画艺术，犹存唐代余风。山水画、故事画、肖像画，巨幅壁画有独特成就，在画院画师或画行画匠的带领下，使公式化的经变形成了统一风格。壁画人物肌肉丰腴、设色热烈、线描豪放有变化，但失之粗糙简率。至宋代，即曹氏政权后期，经变内容更趋贫乏空洞，人物神情呆板，千篇一律，色彩单调贫乏，线条柔弱无力，缺乏艺术生命力。[121]
敦煌地区出版事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曹元忠的大力支持。曹元忠是曹仁贵之子，946—967年在位。他在位的20多年间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进行联姻，加强贸易往来，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顺应该地区以佛教为主的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曹氏政权组织众多工匠不断开窟造像。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资料，在曹氏家族统治的一百多年里共开凿了55个洞窟，055窟是其中之一。这说明，敦煌地区的印刷与佛教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他发展经济、体恤百姓，因此他本人在壁画中的像也是一副慈眉善目、谦谦君子的样子。（见图4）此地流传至今的出版物有《金刚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等。《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文字如下：“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见图5）[122]大晋开运四年，即公元947年，刻印者为“匠人雷延美”；一两年后，他制作的出版物上又署名为“押衙雷延美”。据考证，“押衙”是一个上至宰相、下至画匠都可以称用的官名。[123]
图4 曹元忠像
图5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www.xing528.com)
有关学者对此印刷品进行了详细研究：
板框通高39厘米，宽26厘米。图像部分框高27厘米，文字部分框高12厘米。图中描绘的主人公是毗沙门天王，他在佛教中是一位护法的天神，是所谓四大天王之一，即北方多闻天王。传说他神通广大，颇有灵验，唐天宝元年（742年）不空三藏作法，尝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而平息了外乱，所以在唐代毗沙门天王一直被奉为军神，影响日深。直到五代，特别是在军中，毗沙门天王仍是被崇奉的军神。版画的结构紧凑，形象传神。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上挺然露出半个身躯，用他的双手擎住毗沙门天王的双足。毗沙门天王挺然屹立正中，右手执附旗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铁甲披肩，铠片鳞鳞。目光炯炯，傲视一切。胡须上翘，无所畏惧，充分表现了毗沙门天王勇猛的性格和无穷的威力。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着一个婴儿，这是为了表现西域于阗国王自认为是毗沙门天王的后祚。国王耆老之后，没有子嗣，祈请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显神通从额头剖出婴孩，国家才得以传承不息。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刻画线条刚劲而不呆板，人物形象狰狞而不丑恶。图像左上角的矩形条框中坚镌“大圣毗沙门天王”数字。[124]
敦煌研究院的付华林研究认为，这个毗沙门天王名叫“决海”，是古代于阗地区人民的护国神王。于阗地区的原始居民从游牧生产方式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后，并没有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工具粗劣，并且还时常遭受到毒龙制造的洪涝灾害，苦不堪言。佛祖来到此地后，率弟子毗沙门天王降服了毒龙，使这一地区风调雨顺。
据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敦煌地区有数量不少的个体雕版工匠为政府雇用（很有可能从中原地区流落至此）；由于雕版印刷的发展，政府在录用的工匠中又选拔了一些管理人员，雷延美就是其中之一；和吴越国一样，地区的最高长官是出版活动的坚定支持者；上至地区最高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诉求十分强烈。
另外曹元忠还开窟造像，留下了大量的壁画资料，同时也用传统的手抄方式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典籍，其数量是印刷品的十倍以上。
当然，生活类的日历、蒙求类图书在敦煌地区也比较常见，自汉代以来儒学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儒学的图书也有《切韵》《唐韵》等。这些图书和佛教类图书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详见表1。[125]
表1 敦煌图文类雕版印刷出版物小计
（续表）
注：五代及宋初，敦煌地区隶属于归义军，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为李元昊（西夏国王）所灭。文献出处：吴建军.五代敦煌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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