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明延寿的生平及主要经历
1.天资过人，中途出家
延寿（904—976），唐末五代十国时高僧，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因长住杭州永明寺（即净慈寺），故又称永明延寿。他俗姓王，字冲元，祖籍江苏丹阳，后迁居浙江余杭，其父曾任吴越王的先锋。永明少时即天资过人，十六岁时就著《齐天赋》献于吴越王钱镠。
延寿年轻时就信仰佛教，好放生。为吴越王余杭库吏时，他见集市中待价而沽的鱼虾飞禽等，往往生出慈悯之心，因而偷偷挪用公款买来放生，查到账后亏空巨大，被判死刑。处斩之际，镇静自若，自言：“吾为活数万生命而死，死又何憾！”文穆王钱元瓘见状，顿生怜悯之心，“乃从其志，放令出家”。于是延寿抛妻别子，于杭州附近的千春龙册寺（遗址在今杭州南山陵园）投永明令参师门，法名延寿，字智觉。时为公元933年，延寿年方三十（虚岁）。[100]
2.刻苦修行，著作等身
出家以后，延寿修行极为刻苦——“执劳供众，都忘身宰；衣不缯缕，食无重味，野蔬衣襦，以遣朝夕。”[101]可见他身体力行——吃野菜，穿粗衣。后往天台山向法眼宗创始人文益大师的弟子——德韶禅师（吴越王封其为国师）修学禅法，成为禅门法眼宗的第三代传人，后又赴雪窦寺修行。他曾在法堂上以雪窦山面临高悬的瀑布、奇险的山岩，来比喻自己禅法非同一般。在解答应该如何修行时，有僧人站出来问道：“雪窦一径，如何履践？”他回答：“步步寒华（花）结，言言彻底水。”他以花之“寒”、水之“彻”来表示自己禅法的峻烈高洁。[102]另据日本学者研究，延寿一生诵读的《法华经》达13000余部[103]，可见其用功之勤。
永明延寿一生著述颇丰。据《智觉禅师自行录》记载，延寿著作共61本，总计197卷，包括：《宗镜录》一百卷、《明宗论》一卷、《论真心诀》一卷、《坐禅六录门》一卷、《灵珠赞》一卷、《坐禅仪规》一卷、《唯明诀》一卷、《警睡眠法》一卷、《住心要笺》一卷、《唯心颂》一卷、《定慧相资歌》一卷、《发二百善心断二百恶心文》一卷、《心赋》一道7500字、《观心玄枢》三卷、《金刚证验赋》一道（有的书作“卷”），共计15类。[104]由于历经变乱，现在流传于世的著作种类，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11种，也有的认为是13种或18种。[105]但《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这些也足以代表其佛学思想。
（二）永明延寿规模空前的出版活动
延寿和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弘扬佛法，还在于他参与了规模空前的佛经与佛像的雕版印刷活动。
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延寿参与的“印刷史大事”至少有两件：
1.939年前后，刊《弥陀经》，印《弥陀塔图》14万本
吴越国在这一时期大印佛经，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的。937年4月，钱元瓘（932—941在位）恢复建国，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在境内实行大赦，大兴佛事。除了在西湖慈云岭南坡资延寺右摩崖造弥勒、观音、势至佛龛和“唐僧取经”石龛外，还资助佛经、佛像的大量出版，目的是在乱世中营造一方祥和的乐土。延寿以他当时初入佛门的资历，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而已，当时印施了一大批的经咒与图像。延寿参与刊印的出版物有：《弥陀塔图》（亲手印十四万本）《弥陀经》（后于壬申公元972年又开板印施）《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106]以上约印于公元939年左右。
延寿刻苦修行的一个结果便是掌握了印刷技术，成为寺院中一名合格的印工。由于史书及佛学书籍上关于延寿的记录极为简略，尚无明确记载是在何地刊刻。从他亲手印刷来看，应该是与他驻锡的寺院不远，或者就在所驻寺庙。如果印刷出版的时间诚如张秀民先生所确定的939年前后的话，恰好印证了上文延寿出家的地点——杭州南山的千春龙册寺——因为也只有在杭州，才有可能动用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完成“写板—校勘—刊刻—印刷—装订（裱背）”这么多的出版程序，印制出这么多较为精美的出版物。
2.975年前后，与钱俶共刊佛经、咒语、塔图、佛像数十万卷
据考证，延寿晚年也主持并参与了佛学出版物的大量出版活动，出版了《二十四应观音像》《法界心图》（印七万余本）《孔雀王菩萨名消灾集福真言》（十万本）《西方九品变相昆卢遮那灭恶趣咒》《阿
佛咒》《心赋注》。[107]
延寿对上述图书亲自编撰并作注释，用于镂板印施。于公元974年开板的《二十四应观音像》画了24种“应现”。“应现”是佛教用语，今多作“应验”，即“佛、菩萨应众生机缘而现身”之意。此次印刷共用绢素印两万本，末有“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108]张秀民先生把这次出版活动也归在延寿名下——“凡一切灵验真言，无不印施，以为开导。”[109]可见他印施之多。其中《心赋》为延寿自己的著作，又自加注释。他竭力提倡净土：“结一万人弥陀社会……编施寰海。”[110]
这种由君主提倡、寺僧主持，且大量印刷施行出版物的现象为历史所罕见。“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682000卷。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说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少见的。”[111]
（三）出版活动对后世的巨大影响(www.xing528.com)
1.对后来的印刷活动的兴起作了技术和人才上的准备
如果说“雷峰塔”（1924年倒塌）出土的佛经上的文字还比较拙劣、图画还比较粗陋的话，那只能说明雕版印刷的各项技术及笔、墨、纸等材料的制作工艺还在发展中。以延寿为代表的吴越印刷活动所积累的技术、储备的人才为宋代迎来出版业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载：“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于是萌生将儒学经书校勘后雕版发行的想法。这说明了中原印刷儒经的想法是受到了吴蜀的雕版印刷的启发。因为早在中原刻印《九经》等儒典之前，南方地区的书籍印刷业无论在印刷种类和印刷数量上都已走在前列。宋勇强指出，其实北宋初一些国子监的旧板其实就是吴越国和蜀国的。[112]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说：“五季之顷，其行转盛，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冑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113]这与宋代著名藏书家叶梦得所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14]意思一样。杭州出版业之所以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追根究底还是在吴越国时期延寿参与并主持的诸多出版活动为其奠定了基础。
2.对佛学民间化、世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延寿对佛教世俗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以诗文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弘扬佛法
他文雅好诗道，其流传至今的诗作如《山居诗》就有63首。有人请教延寿，什么是永明要义，他便道四句诗：
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115]
比起动辄上万字的深奥晦涩的佛经来说，这些诗文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富于启迪。有人还是不明白，说：“我们久在永明（寺），为什么还领会不到永明的家风呢？”延寿说：“那就到不领会的地方去领会吧。”并以诗云：“母牛生下象崽，碧海出现红尘。”[116]这些话语充满“禅机妙理”，一般不易领会。其实延寿讲的道理与后来陆游的诗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一个道理。延寿不仅“立文字”，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宣扬佛法，而且语言也晓畅通俗。他以诗文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弘扬了佛法。
（2）广泛刊刻，普度民众
延寿出版物的对象还包括更广大意义上的佛教信徒、众多的善男信女。他们有的粗通文字，有的根本就是文盲。对这些百姓，延寿采用的是图文结合、甚至是单印咒语的方式，用传单、佛像等类似日历的简易印刷物来进行传播。江浙一带的寺院认为，即使不念经书，每天诵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心向善、皈依佛门的行为。这显然是五代时延寿的遗风。如今江浙一带农村的老妇提到佛，都会念上一句“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20世纪，不仅在浙江湖州，在吴越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安徽无为等地，考古中也发现了吴越国印的《陀罗尼经》，可见其影响之广。
3.加强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延寿所弘之法远播海外。开宝六年（973年），当时高丽国光宗大成王，“览寿之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礼，奉金线织成僧伽黎衣，紫水晶念珠、金澡（一作“藻”）罐，使彼国僧主十六人承寿印记，还高丽弘法。”[117]从此，法眼宗风行海外。近来日本学者三浦彩子发表了《受〈宗镜录〉启示的日本庭园与禅净一致思想》，认为延寿提出的禅净一致思想不仅对佛学思想而且对日本园林艺术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18]可见，延寿的出版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然，除了佛经的印刷，吴越国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雕版镂刻，其数量也相当惊人，从吴越国纳土归宋时所献入馆阁的图书可见一斑。《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载：“两浙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端拱元年五月，诏置秘阁，至是乃以史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
因此，可以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是吴越、南唐、蜀国的图书出版资源的巨大支撑，北宋的印刷产业是不可能一下子兴盛起来的。即使后来宋朝最高统治者修缮馆阁、招徕人才、著书立说、编定《五经正义》、大开举之风，也离不开杭州与成都这两个超级“印刷中心”的支持。因为像《史记》《开宝藏》这一类动辄上千卷的巨型图书的印刷，如果没有精良的制作工艺上的支持以及写板、雕版、刷印、装订等人才的庞大储备，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的。为什么不放在开封制作呢？就是因为即使作为都城的汴京也没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制作材料而言，即使油墨、板材、纸张，都城开封都无法及时、便利地供应。用今天的话来讲，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不是三两年可以造就的。
所以，我们认为，虽然赵宋王朝在北周的基础上用武力统一了中原及南方地区，但就文化而言以吴越、南唐、蜀地等为代表的南方政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刻印了图书，还通过儒、释、道的不断传播，促进了三者的融合，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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