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于乱世、宣明礼教的钱镠
唐朝大中六年（852年），钱镠（liú）生于临安石镜乡大官山（现称功臣山）钱坞垅的田渔之家。可能是相貌太丑陋，家人有不祥之感而欲抛弃，但因祖母怜惜，才保留了下来，因此小名为“婆留”（“阿婆留其命”之义，杭州至今都有“留下”这一地名）。明代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就基本上以史实为依据，讲述钱镠早年自幼学武、贩卖私盐、从军退黄巢、击败刘汉宏、平定董昌之乱，到封王建国、衣锦还乡的故事。
五代称霸一方的诸侯很多，骁勇善战者更是比比皆是。而吴越王钱氏家族之所以为后人所纪念，主要还是因为作为开创者的钱镠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善民生，二是宣明礼教（其中就有尊佛重教化的举措）。钱镠从乾符二年（875年）24岁跟随於潜镇（今浙江临安于潜）[88]将董昌平叛，到天祐元年（904年），上表朝廷，被封为吴王，历经三十年的战乱，加上他幼年不受家人待见的成长经历以及成名后衣锦还乡时父亲的训导，使其多从平民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因而在文治武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昌”二字尤为凸显。[89]
钱镠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二》载：“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pǐ）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据考证，钱镠曾多次修筑海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用了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海防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竹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90]此外，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之事，称“撩浅军”（又称“撩清军”），约有七八千人，专门负责疏浚湖泊、筑牢堤岸，使得苏州、嘉兴等地得享灌溉之利。[91]
钱镠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十分严格。钱镠曾向子孙们提出十条要求，被称之为《钱氏家训》。这一家训代代相传、世世因循，一直激励着钱氏后人：
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
……
第八吴越境内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人，亦余教人开辟荒田。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
第九吾家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守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代莫轻弃吾祖先。
第十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以明礼教。[92]
虽然欧阳修在私自撰写的《新五代史》中把钱镠的形象刻写得很糟糕，但历史自有公论。其他一些史料表明，吴越国王钱镠不仅马上打天下，其“文治”的功夫也十分可观：自幼熟读春秋、通晓兵法。正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多与文人交游。张秀民[93]认为，钱镠学吟咏，与名士皮日休、罗隐、胡岳等唱和。诗人贯休在杭州时曾给吴越王钱镠写诗《献钱尚父》，诗中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据《十国春秋》载，罗隐晚年就归依钱镠，卒于发运使之位。[94]罗隐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道家学者，著有《谗书》《太平两同书》等，他力图提炼出一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济术”——由此可见这是五代乱世中黄老思想发展的产物。钱镠与道家人士来往频繁，建瑞应宫于卞山、上清宫于秦望山[95]，等等。钱镠受佛教影响也很深，吴越建国后，他在各地兴建佛寺、佛塔，911年建大钱寺，916年建塔于杭州城南，又命部下造石幢于福庆庵，后又建宝林院等。钱镠晚年也钟爱翰墨，有诗文传世。为后来的继任者继续以文治天下打下基础。从同光三年（925年）吴越国进贡给后唐的“《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96]来看，吴越国的图书出版印刷业应该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二）“尤尚儒学”信奉佛教的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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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元瓘（887—941），字明宝，原名传瓘。武肃王钱镠第七子，由于在吴越国与他国的争战中立下大功而继任为第二代君主。该事件发生于唐天复二年（902年），杭州裨校许再思、徐绾等[97]作乱，勾结杨行密的部下宣州节度使田
围攻杭州。钱镠为了稳住田
，提出和他结盟。田
要求结为儿女亲家才退兵，实际是就是要钱镠把儿子交出来当人质。当钱镠问儿子们有谁愿意去做田家的女婿时，儿子们大多面露难色，有的甚至大哭大喊。年仅十六岁的钱元瓘却欣然前往，大大出乎钱镠的意料。天复三年（903年），田
因叛乱战死，钱元瓘得以返回杭州。由此，确立了他王储的地位。后在与杨吴国的交战中，钱元瓘巧用火攻，在南通一带长江水面上大败军力占优势的杨吴军队。长兴三年（932年）三月，他继承父亲王位，在位共十年。史称其“尤尚儒学”。他所重用的几位宰相大多是文士，如名将曹圭之子曹仲达（882—943）、唐末进士出身的沈崧（863—938）、著名诗人皮日休的儿子皮光业。[98]
另外，钱元瓘还和其父一样信奉佛教。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在位时共建佛寺73座，对儒学和佛教的弘扬、为日后钱氏第四代领导人钱俶的大倡印刷之风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第七》云：
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称钱元瓘也喜欢写诗，有诗词一千多首。有人选了三百首，编为《锦楼集》。当时浙江一带人们都广为传诵，今已失传。《全唐诗补编·续补遗》收录其诗二首，《送别十七哥》云：
大伯东阳轸旧思，士民襦裤喜回时。登临若起鸰原念，八咏楼中寄小诗。
《题得铜香炉》云：
莫记年华隐水中，忽于此日睹灵踪。三天瑞气标金相，五色龙光俨圣容。节届初秋兴典教，时当千载庆遭逢。仙冠羽服声清曲，共引金台入九重。
（三）钱
对佛教的笃信与对佛经印刷的大力支持
吴越国号称“东南佛国”，其佛经及相关佛教类图书资料的雕版印刷、传播是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在第一代领导钱镠遗训的指导下，钱氏家族团结友爱。在王位的更迭中，没有一次出现流血事件——不是公开推荐（如钱元瓘），就是“友好禅让”——钱俶[99]的继位就是这样。钱俶的继位不仅具有戏剧性，还具有浪漫温馨的兄弟情谊。当其兄钱弘佐被权臣所废黜时，钱俶唯一的“登基”要求便是不伤害钱弘佐。
在处理完内部政务、外交事务后，钱俶的主要爱好便是诵读佛经、研究佛理。史称其“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当阅读至不解之处时，钱俶还会主动虚心向国师德韶请教。钱俶还曾为高僧延寿的《宗镜录》撰写序言，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吴越国的长治久安虽然和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儒释双修”的确是其治国的一大法宝。
钱俶在位时将对佛教的弘扬发挥到了极致，个中原因是永明延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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