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荡的五代走来，无休止的厮杀，无止境的横征暴敛，血雨腥风，让人感到窒息。因此，有条件的士民大多南迁了。关内地区百姓南下路线主要有两条：一路向蜀中，一路向瓜州、沙州（今敦煌地区）；中原地区百姓南下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支由荆州渡江南下，一支由淮扬渡江向南。
南方小国也在所辖区域设立招贤亭。招贤亭相当于现在的人才招聘专场。因此，一大批人才涌向了南唐、吴越等地。投奔南唐（其前身为杨吴政权）的北方人士有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铸、高越、高远、江文蔚等。因此，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说，南唐的人才、出版业很可能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宋代马令在史书中的记载是：“群臣咸谓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兵食既足，士乐为用，天意人心，未厌唐德。”（马令《马氏南唐书》卷一）因此，从经济实力上看，南唐其实当时有余力实行兼并战争。但是南唐的开国君王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并不这么认为，他从小在寺庙流浪，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爱好和平。当吴越国发生天灾时，他并没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反而予以粮食支援，帮助邻国渡过难关。
李昪（biàn，889—943），原名徐知诰，小字彭奴，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即在战乱中失去父母。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长相英俊，一开始被吴国杨行密所收留，因为杨氏子弟非常排斥他，所以又被杨行密大将徐温（862—927）收为养子。徐温的儿子们也非常排挤他，躲过多次暗杀后，他从升州刺史、润州团练使的职位步步高升，后逐渐掌握南吴朝政，封齐王。称帝后，为了保证基业长远、弥合朋党之争，大力倡导纲常伦理观念，为儒、释、道的进一步融合进行了努力。他把儒学放在首位，招徕人才，搜集散落于民间的经籍，在各地大规模兴建学校，特置学官，积极推广儒学。李昪的努力颇有成效：“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亦好儒之效也。”（《马氏南唐书》卷二十三）(www.xing528.com)
到了中主时期，士人群体渐成气候。而后主时期的儒者实力更强，“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马氏南唐书》卷十三）自佛教在南唐兴起，儒佛便交流不断，南唐李后主尤其佞佛，一度以佛治国，把和尚的话语当作御敌之策，重蹈了梁武帝的覆辙。
由于南唐与宋王朝的殊死战争，败乱后的后主李煜的绝望情绪歇斯底里地发作，将几乎所有的图书都付之一炬。因此，如今世上所存的关于南唐的图书少得可怜。张秀民先生在其皇皇巨作《中国印刷史》中仅仅留下数行字。据此推断，由于南下文士大多数还是喜欢传抄的方式，因此印刷业的发展可能反而比不上蜀地和杭州，因此复本极其有限。正是由于没有像佛经、经咒、日历一样大量印刷和全国流行，所以一旦烧毁，再无版本可供流传。流传至今的仅有徐铉的《说文》、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李建勋的《李丞相诗集》等。不过张秀民先生认为南唐之书尽焚不可信，宋初吕龟祥在金陵收集到2万多卷图书上交京城史馆。但比起南唐后主一次就赏赐宠臣张洎万卷图书[76]，宋朝所收图书数量还是少了点。曹之先生认为，南唐至后主李煜时仅宫中的藏书就有十几万卷。[77]因此，李煜国破焚书，使大量图书绝迹、不传于今是有史为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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