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蜀国主崇儒兴学，为蜀地的出版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后蜀（934—966），孟知祥所建，定都于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全盛时期，疆域约为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同光三年（925年）后唐郭崇韬灭前蜀王衍，举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不料班师回朝时郭崇韬为人所害，惑于后宫、宦官和戏子的庄宗李存勖也迅速败亡。后唐应顺元年（934年）孟知祥称帝，史称后蜀。同年，其三子孟昶继位。孟昶在941年发布了著名的《颁令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53]
他在位初期广开言路，善于采纳忠谏，打击骄横旧臣，劝农桑，慎用刑罚，兴办学校，开设科举，崇尚儒学，并开启了用文人担任地方节度使的先河。而仕后蜀二朝的毋昭裔也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将图书出版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用雕版大量刊刻经史子集类图书，使广大读书人因此受益。
（二）毋昭裔主持凿刻石经、雕版印刷，取得了辉煌成就
1.关于毋昭裔的身世和刻书的背景
毋昭裔（895？—966？[54]），河中龙门人（今山西河津人；张秀民认为是山西蒲津人，在今山西永济市西），是后蜀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兼出版家、教育家。少时为布衣（即平民），曾向人借阅《文选》《初学记》不得，后发誓，他日若富贵，要遍刻经史。这一事例说明，即使在唐代末年，平民百姓想要读书也非常不容易——图书对于当时的平民来说相当于现代社会动辄数万元人民币的“奢侈品”。另外，当时的传播方式还是以手抄为主。从都城长安到敦煌石窟，所藏之书也大多为手抄本。寺院里请人手抄一部经，若要没有差错的话，要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由此造成图书的昂贵和受教育机会的稀缺。
《文选》《初学记》等图书稀缺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些是官方的教科书，以前只有皇子和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学生们才能阅读。普通百姓当时被称为“庶族”，只有成为特殊优等生的“俊士”才由地方推荐入中央的“四门学”；或才学出众、品行优异而有幸进入为地方中小地主家庭学生服务的“州学、县学”，普通百姓的小孩一般只能读私塾学校。私学中多以教“小学生”的“蒙学”为主，课本为《急救篇》《千字文》《蒙求》《太公家教》等。因此，社会下层的百姓能够借到官方的教科书学习，无异于踏上了一块进入官场的跳板。毋昭裔少为布衣时曾向人借阅《文选》《初学记》不得，也有一种门第观念在作祟。在高门豪族或门第较高的人眼中，普通百姓（布衣）的子弟是不配看这种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书籍的。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年幼的毋昭裔，为其富贵以后大刻图书、办私人学校、接济穷书生埋下了伏笔。
唐末之乱虽然总体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但也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秩序，使得王侯将相衣冠落地、豪强地主四处飘零，反而使普通百姓有了出头的机会。五代十国统治阶级中多用毋昭裔这样的布衣文人，成为一种“新常态”。毋昭裔后来因为“跟对人”，“逆袭”成后蜀宰相，遍刻经书，也就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由于年少有为、博学多才，毋昭裔在山西地区较有名望。这位二三十岁的青年才俊在太原尹、北京留守（镇守今山西地区）孟知祥那里谋上了差事。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李存勖经过多年征战，打败后梁，在魏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即位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仅辖有鄂西弹丸之地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又名高季昌，外号“高赖子”）为一探后唐的虚实，不顾“国师”梁震的劝谏，北上洛阳觐见庄宗。见到李存勖时，高季兴建议后唐攻打前蜀。这本是个削弱荆南西北两大强敌、有利于高季兴的毒计，谁知后唐真的攻打起了前蜀。更让高季兴大跌眼镜的是，王建在位时蜀国颇有军事实力，在其子胡作非为之下，军事松懈，不堪一击，70天（一说75天）国家就灭亡了。[55]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从洛阳出发攻打前蜀时推荐了旧交、李克用的侄女婿孟知祥做西川节度使。就这样，身在山西的孟知祥意外地成为主政一方的“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毋昭裔也一同前往，任掌书记之职。灭蜀前后，由于宦官进谗、魏王李继岌年幼无知，以及皇后刘氏矫诏专权，郭崇韬在攻占前蜀不久就意外被杀。同光四年（926年），李存勖不久就在兴教门事变中身死。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即位，即唐明宗。这样一来，孟知祥所控制的蜀地与后唐的关系就逐渐微妙起来。原来李存勖与孟知祥还算得上是小舅子与姐夫的关系[56]，李嗣源（李克用养子）登基做皇帝后，孟知祥与后唐君王的血脉关系便切断了。
待后唐灭亡后，孟知祥便割据一方，自己当起了后蜀小朝廷的君王。由此，名不见经传的毋昭裔从一个青年才俊、政治新星迅速成长为蜀国的一个政治明星。毋昭裔并不只是一个会耍耍笔杆子的文人，他对政治的洞见也十分深刻。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的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都请孟知祥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考虑，在礼节性地接待了李严入境后，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之事迎合了孟知祥称王蜀中的雄心。从此，孟知祥对毋昭裔非常器重，视为奇士，提拔他为御史中丞。不仅如此，他在孟昶主政时期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
毋昭裔，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高祖镇西川，辟掌书记。唐客省使李严来监高祖军，昭裔请止严毋内，不听。高祖卒诛严，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登极，擢为御史中丞。后主践阼之明年（935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门下侍郎。广政三年（940年），分判盐铁；久之，以次进左仆射。时汉赵思绾据永兴、王景崇据凤翔反，密送款后主，后主遣安思谦应之。昭裔上疏谏曰：“臣窃见庄宗皇帝志贪西顾，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贡谏疏，殊无听纳，有何所成？只此两朝，可为鉴戒。”后主不用其言，竟无功。后数年，以太子太师致仕。
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57]
毋昭裔大刻经书，是一项上合君意、下应民心的民生工程、系统工程。首先，从后蜀的政治格局来看，一朝皇帝一朝臣，蜀高祖孟知祥于934年去世，毋昭裔就成了“先朝旧人”，按传统惯例，新君应该重用一班自己的臣子，但是孟昶除了对个别专横跋扈者进行了剪除之外，其他旧臣一概照用。毋昭裔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940年还分判盐铁，后又为左仆射，居宰相高位。这使得他有较高的话语权以及雄厚的财力来支持其刻书活动。其次，毋昭裔争取了蜀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广政七年，即944年，他先沿用唐朝先例，把儒家经典的《九经》按雍都的版本刻在石头上，石版放在成都的学宫里面。这个《九经》不仅有经典的原文，还有注释，便于学子的研习。此次刻经可能至少持续到了951年，得到了后蜀国君孟昶的支持。在营建官方的“教材”及学宫的同时，于广政十二年（949年），官方开展了“知贡举”“铨选官吏”的人才选拔活动。因为当时后蜀虽然总体上比较太平，但各地仍有一些官员动辄发动叛乱（如蜀国境外永兴、凤翔叛军起事，就发生在这一年）；二则由于孟昶不亲政，朝政大多把持在一些朝臣手中，无论科举还是铨选官吏，大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猫腻”和“潜规则”。如范禹偁掌蜀国贡举时，就出现“贿厚者登高科”的丑恶现象。其布衣故交冯赞尧因为“家贫，窘于赀，终不放登第”。[58]我们有理由相信，刻石经这种自讨苦吃的活动是与毋昭裔早年的学习经历以及他谨慎的性格分不开的。在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赞成，并支持了成都学宫（面向皇亲国戚、中高级官员家族子弟的教育机构）的建设后，毋昭裔才最后来实现自己早年未了的心愿——面向民间培养人才。他在953年，自己五六十岁时，出资百万（其购买力不亚于现在的一千万元人民币）兴办私人学校，同时利用时兴的雕版印刷镂刻《九经》作为教材，不仅供自己私学的学生使用，还颁发于蜀国各地郡县。至于雕刻的版本，应该是和石刻《九经》一致的。此外，他还雕版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一大批当时学校流行的教科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资料，促进了私人学校的发展，为蜀地科举的正规化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流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从石刻到板刻：毋昭裔以极大勇气冲破时代迷雾
概言之，毋昭裔参与的出版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石刻《九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石刻儒家经典活动；二是运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出版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类图书等，使雕版印刷获得了后蜀统治者的默认。
由于当时用木板雕刻图书的主体大多是和尚、道士和商人，前两者是为了宣扬教义，后者是为了牟利。雕版印刷为当时的士大夫、达官贵人所轻视，认为这是三教九流做的下贱之事。另外，当时流行这样的观念：读书不如抄书——书非得自己抄写，方能深受教益。但实际上抄书有很多的限制条件：一是要抄书者本人有一定的知识乃至学术功底，否则往往容易抄错；二是有好的笔墨纸砚，缺一不可。三是受到一些外界条件的影响，比如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墨水冻住，难以进行。
当时作为板刻书写者的孙逢吉即使在日后位居宋朝的左拾遗之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感慨不已。
洎（及）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什八九。会艺祖（即宋太祖——笔者注）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59]
由此可见，当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出现时，它往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世俗的冷嘲热讽以及原有生产方式的阻挠。因此，毋昭裔采取的是先刻石经后用雕版印刷图书的策略，这样更易为朝野所接受。毋昭裔主持的石刻是为君王树碑立传式的“政府工程”，一般称《孟昶石经》。由于它刻于后蜀广政年间，故又称《广政石经》或《后蜀石经》；又由于它刻于益郡（成都），故又名《成都石经》《益都石经》，有时也称《蜀石经》或《蜀十三经》。
3.毋昭裔从事板刻的时间及过程的考证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认为，毋昭裔于935年起就开始雕版刻印图书了，这一观点可能不太确切。[60]
截至2016年5月，国内论文数据库中以“毋昭裔”为标题的文章有三篇，即李致忠的《“宰相出版家”——毋昭裔》（1989年）、马明霞的《古代家刻本先驱毋昭裔刻书事略考》（2004年）、陈隆予的《略论后蜀毋昭裔的刻经活动》（2012年）。陈隆予研究认为，“根据《十国春秋》的记载，再结合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及曾宏父《石刻铺叙》的相关说法，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后蜀石经的刊刻起始于广政七年（944年），至广政十四年（951年）已刻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诗经》《尚书》《三礼》等九部经典，之后在后蜀归宋之前又刻成了《左氏传》。这样在后蜀期间共刻成了十部石经，且前九部石经可以确定是在毋昭裔的主持下完成的。”换言之，石经的凿刻是在毋昭裔半退休时开始而退休后完成的[61]。《四川教育史》也持该观点，且对刻写的详细过程、刻经字数、书写人、镌刻者、成刻时间做了阐述：
孝经序439字，正经1798字，注2748字，书写人是简州平泉令张德钊，镌刻者是陈德谦，成刻时间为广政七年（944年）三月二日。
《论语》序372字，正经15913字，注19454字，书写人是张德钊，镌刻者是陈德谦，成刻时间为广政七年（944年）四月九日。
《尔雅》未记载字数，书写人是张德钊，镌刻者是武令升，成刻时间是广政七年（944年）六月。
《周易》正经24052字，注42792字，书写人是国子博士孙逢吉，未载镌刻者姓名，成刻时间为广政十四年（951年）夏。
《毛诗》正经41021字，注105719字，书写人是秘书郎张绍文，镌刻者是张延族，未载成刻时间。
《尚书》正经26286字，注48982字，书写人是周德贞，镌刻者是陈德超，未载成刻时间。
《仪礼》正经52802字，注79891字，书写人是张绍文，未载镌刻者姓名和成刻时间。
《礼记》正经98545字，注106049字，书写人是张绍文，未载镌刻者姓名和成刻时间。
《周礼》正经50508字，注112595字，书写人是孙逢吉，未载镌刻者姓名和成刻时间。
《春秋左氏传》序1617字，经传197265字，注146962字，未载书写人、镌刻者姓名，成刻时间为广政十五年（952年）。
以上儒经，均为全文镌刻并加注文，唯有《左传》只刻了前17卷，后18卷至30卷系入宋以后续刻。
由上又可知，孟蜀石经其实不是“九经”，而是十种儒经和注解；后来之所以通称为“孟蜀九经”，是没有把《尔雅》计算在内（其连字数也未标明）。除去《尔雅》，其他九经的正经和注，加上《教经》《论语》《左传》的序，共计达117.3万余字，用去碑石达千块，蔚为大观……[62](www.xing528.com)
关于刻石经的过程，《十国春秋》卷四十九也有两次记载：
（广政七年，即944年）“是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德钊书而刻诸石，以贮成都学宫。”[63]
（广政十四年，即951年）“是岁，诏勒诸经于石，秘书郎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写《周易》，校书郎周德政[64]写《尚书》，简州平泉令张德昭（钊）写《尔雅》，字皆精谨。”[65]
雍都旧本，即唐代开成石经。唐文宗时，郑覃等人耗时多年用楷书摹写凿刻而成的一部石经因于开成二年刻完，故名“开成石经”。
根据前文的推算，毋昭裔约生于895年这一结论大致成立的话，那么毋昭裔刻完石经之时已五六十岁了。与毋昭裔一起投身石经刻写的还有后蜀的一大批文人，如张德钊、张绍文、孙朋古、孙逢吉、周德政等人，这些人不仅有学问，而且都以书法见长，参与经书的书丹（在石碑上写范字）。
石经书写、凿刻完毕，毋昭裔马上投入雕版印刷事业之中。他不忘少年之志，趁热打铁用民间盛行的雕版印刷术首先刊刻了《文选》和《初学记》，然后又主持刊刻了大量儒学经典。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分为赋、诗、骚、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共60卷。《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进而便于参加科举的最佳范本。后人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这或许是身为布衣的毋昭裔求学之初渴望读到此书的主要原因。
唐代徐坚编的《初学记》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分23部，共30卷。该书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的名篇佳句。此书的编写目的原为唐玄宗教育众多子女作文时检查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这也是唐代一般士子意图求学仕进的必读书目。毋昭裔私人雕版刻印这些儒学著作也比较讲究策略，打着兴办教育、彰显圣德的名义进行，所以热衷文学的蜀国君主孟昶也是欣然同意了。据记载，953年5月，孟昶批准了毋昭裔以办学名义刊刻《九经》的请求：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66]
私财百万，是什么概念？如果按大米的价格来计，后蜀国平时大米的价格——一斗米五文钱来算的话[67]，百万钱可以购买20万斗米，即2万石米。一石米按唐代制度约为100斤。则百万钱在当时有200万斤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按2018年的米价来算，2元至8元左右，取中数5元一斤，则约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测，因为除了印刷图书可能会带来一点收益，办学是不大可能营利的。因此，如果要长期办学的话，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从北宋初年，宋太祖发还毋家茶庄等资料来看，毋昭裔有相当的财力，并做了长期办学的思想准备。
据史料记载，与石刻图书需要数年时间相比，雕版印刷成书之易超过人们的想象，工人们日夜镂版，《文选》《初学记》很快就成书了。此外，毋昭裔还刊刻了《九经》及“诸史”。其实“九经”只是一个总称，历时8年的后蜀石经的凿刻就不止儒学的九部经书，何况是简便易行的雕版印刷呢。张秀民认为毋刻的“诸史”至少还包括《史记》《汉书》等。[68]
其中两位参与书写的勾中正、孙逢吉等是毋昭裔的门人。得益于毋的赏识和提拔，他们参与了刻书活动，后来还在宋朝入仕为官。这也是他热衷于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结出的硕果。
勾中正（928—1002），或作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对勾中正介绍比较详细：
孟昶时，馆于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复举进士及第，累为昭裔从事。归朝，补曹州录事参军、汜水令，又为潞州录事参军。中正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太宗素闻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
四年（979年），命副张洎为高丽加恩使，还，迁左赞善大夫，改著作郎，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太宗览之嘉赏，因问中正：“凡有声无字有几何？”中正退，条为一卷以献。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录之也。”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雍熙广韵》。中正先以门类上进，面赐绯鱼，俄加太常博士。《广韵》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员外郎。淳化元年（990年），改直昭文馆，三迁屯田郎中，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太宗神主及谥宝篆文，皆诏中正书之。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1000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座，问所书几许时，中正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上嘉叹良久，赐金紫，命藏于秘阁。时乾州献古铜鼎，状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晓，命中正与杜镐详验以闻，援据甚悉。五年（1002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书，家无余财。子希古、希仲并进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勾中正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而且对文字学非常精通，这样高水平的学者参与雕版印刷的出版活动，出版物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此外参与者还有蜀地的孙逢吉、林罕等人。孙逢吉曾为后蜀国子学的《毛诗》博士，在刊刻石经过程中负责对经文的校勘与检查工作，后入宋为左拾遗。林罕亦善文字之学，曾著“说文”20篇，名曰《林氏小说》，曾刻石于蜀地。后蜀石经如今也仅存少数残碑，林罕所刻之石不知道还有没有实物的遗存。
毋昭裔自己不仅刻书，还自己写书，传世的有《尔雅音略》。可惜由于没有像儒学经典一样刊刻，流传不广，后来就亡佚了。相反，后来北宋初年任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因为奉命撰《九经》正义，并大量印刷，流通到各地的学校，其所做的《尔雅义疏》就流传至今。
另外，毋昭裔还是一位负有盛名的藏书家。家中藏书甚多，据史书记载，他“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69]后蜀被灭后，蜀地的很多图书都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宋王朝的都城开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毋家的藏书。
4.毋昭裔对出版的贡献和影响
用彪炳千古、百世流芳来描述毋昭裔对出版业的贡献毫不为过。涂文涛指出了后蜀石经的三大优点：一是版本精良，蓝本取自开成石经，优于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且经过毋昭裔精心校勘。二是经文下同时刻有注释，且用正楷字体，便于人们学习和传播。三是名家书写、名手雕刻。四是石质优良，双面凿刻；在经石侧面编号，篇目清楚。
由于具有以上优点，宋代著名官员、学者洪迈也以为“有贞观遗风”。故自从问世以后，《后蜀石经》不仅成为后蜀的官方教材的样本，而且一直成为历朝历代官方沿用的教材的摹本。
宋人所称引，皆以蜀石经为证，并不及唐陕本石经。其故有二：一则唐石经无注，蜀石经有注。故从其详者；一则南渡后，唐石经阻于陕，不至江左，当是故学宫颁行之本皆蜀石经。[70]
当然，《后蜀石经》并非完美无缺。比如，在《左传》中把“甲午”误刻为“申午”，把“癸卯”写成“葵卯”，等等。与洋洋数十万字相比，这些都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了。
毋昭裔刻书不仅为蜀地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使蜀中文化教育事业由此大为盛兴[71]；还对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日本就有毋昭裔刻蜀本《文选》，且在明清时期，号称“本朝无不读此书”，可见对日本影响之大。
毋昭裔刻书顺应了时代潮流，也荫及子孙。一是在宋灭蜀的战争过程中，毋家幸免于难，没有像其他富贵之家惨遭洗劫。二是宋太祖读到有毋氏记号的图书时问起此版本之事，知道毋昭裔刻书事迹后把雕版还给毋家，还进行大力表彰，使毋家刻书名闻天下。三是到宋朝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其孙毋克勤把自家雕版献给国家，获得了一个“三班奉职”（一种低级武官职位）[72]，做上了公务员，吃上了皇粮。因为当官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比起前蜀、后蜀的君王，“二世而斩”；比起众多蜀国将相的“勃兴”和“忽亡”，毋昭裔以诗书教育子孙，无意中把图书的“版权”当作传家宝留给后世，实在是高明之举。
毋昭裔刻书也彰显了后蜀的“软实力”。比如，史官就认为，后蜀主孟昶尽管战败降宋，但蜀地百姓无不对其感激涕零。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劝农恤刑”（对于死囚的处决，总是从宽处理，少杀人），二是“肇兴文教”（支持毋昭裔大力出版图书、兴办学校），三是“与民休息”（而不是像前蜀那样横征暴敛）。
论曰：史言后主孟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独是用匪其人，生致沦丧，所由与前蜀之灭亡有异矣。[73]
后蜀的锦绣江山、百姓安居乐业、教育和出版的黄金岁月甚至让六七十年后的少年苏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74]，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无知此词者。独记其首两句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六十）
从这“绣帘窗开暗香满”的水殿上，从这“不知西风几时来的流年”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江南的“草长莺飞”，似乎闻到了杭州的“三秋桂子”那浓郁的芬芳。这些从民间传来的声音（《野人闲话》[75]），那千年前飞扬在雕版间木屑（版即“板”，五代多用枣木、梓木雕板，印刷书籍），无不在提醒着人们：一个由武人表演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